底层沦陷的新悲剧:武汉发生暴力砍头杀人事件

云情智库2018-01-13 06:35:54

      一块钱一条命:暴徒挥舞14刀砍下受害者头颅

       据武汉市公安局的警情通报:2月18日中午12时25分,武昌区武南一村发生一起恶性刑事案件。犯罪嫌疑人胡某因口角纠纷,在一面馆门口持面馆菜刀,将面馆业主姚某砍死。民警快速出警,现场将犯罪嫌疑人抓获,目前案件正在审查中。。。

      武昌火车站东广场附近,是一片城中村,叫武南一村,里面开着许多小旅馆,小餐馆,主要为过往的外地旅客服务。姚某是湖北省十堰市陨西县人,一年前来到这儿,在武南一村71号临马路的门面开了一家炸酱面馆。面馆面积不大,十几平方米左右。 

       姚某出生于1975年,与前妻育有三个子女,几年前夫妻离婚了,姚某带着12岁的幼子在武汉生活。一年前,因为孩子要在武南一村附近的晒湖小学上学,他就把这个店面盘了下来,卖炸酱面和热干面。他做事很能吃苦,虽然下的面条味道一般,但还是可以勉强维持生计。 

       本来他平时还请了一个帮工的,因为刚过完春节不久 ,店里生意有些清淡,帮工暂时还没有来上班,店内只有他一个人。

      18日中午12点左右,有三个年轻人来到店内,点了三碗热干面,坐下狼吞虎咽吃了起来。据事后附近的街坊邻居们推测,可能当时姚某凭经验,已经判定这三个小伙是外地人,路过这儿的。所以在收面钱的时候,本来招牌上写着四块钱一碗的热干面,他收了五块钱一碗,多收了三元钱。

     其实姚某这样做也有出处。春节前有一些坚持营业的小食店理发店等,会把单价适当提高一点,一般情况下顾客也会理解。姚某在春节前就已经把每碗面提高了一元钱。现在已经过了正月十五了,他可能还没来得及把价格跌回原价。

       三个人中,有两个人没有言语,只有22岁的胡某用四川话向老板提出了异议,“牌子上写着四块钱一碗,你怎么要多收几块钱索?”可能心情正好不太爽,姚某用平时习惯了的大嗓门当即把小伙子吼了过去:“我说几块钱一碗就几块钱一碗,吃不起你就不要吃。”胡某与他争执了起来。激烈的时候,姚某一把掐住了胡某的脖子,把他抵在了墙上,被胡某的两个同伴劝扯开了。

       不知什么原因,本来已经完了的这件事,又起了高潮。姚某和胡某又开始争执起来,而且越来越激烈,胡某再次被姚某揪住衣领抵在墙上。再后面发生的事,太突然,太血腥,致使胡某的两个同伴都没有反应过来。

        综合现场多个目击者的描述,当时的场景是这样的:胡某冲到店内的案板上提起一把菜刀,挥刀就砍伤了姚某的一只腿,和一条胳膊。姚某瘫软在地。但胡某已经杀红了眼,拎起姚某,往屋外面拖,拖到一辆汽车边上,姚某靠在车上已经动弹不得,胡某对着他的胸口连砍几刀,又一刀削掉了姚某的头顶天灵盖,姚某倒地身亡后,胡某揪着姚某的头发,对着他的脖子连砍十几刀,生生把头颅砍了下来,还砍断了一条胳膊。事后,他还将满是鲜血和脑花的头颅顺手丢进垃圾桶内。整个暴行过程,只持续了几分钟。

       在暴行进行过程中,附近围拢了许多人,但也没能来得及阻挡这一切。一是事情发生得太快了,大多人还没有反应过来。二是歹徒已经杀红了眼,手拿带血的菜刀,手无寸铁的群众也没有人敢上前阻止。不过人们也没有站着不动,现场同时有50几人打了报警电话。据目击者78岁的曹秋彦婆婆介绍,当时听到打斗声后跑出来一看,只见一男子正在砍杀面馆老板。她连劝了半天也没起到效果,只能眼睁睁看着面馆老板被砍伤致死。警察迅速赶到,将歹徒当场控制。

       武昌车站砍人男子有精神残疾 去亲戚家拜年带菜刀

      记者记者了解到,犯罪嫌疑人胡某是达州宣汉县三墩土家族乡龙虎村一组人。三墩土家族乡与重庆万州接壤,属于喀斯特地貌山区,当地青壮年农民大多外出务工。胡某东家已于多年前迁居至大竹县牌坊乡,在此买房定居。

     据胡某东母亲冉小芳(化名)介绍,胡某性格不好,脾气暴躁。在三墩乡中学念的初中 ,但由于成绩不好,初中没有毕业便辍学,十六、七岁开始外出打工。此前与堂兄一起在外面修铁路。在红星新闻记者获取的一份应聘登记表上,胡某写的应聘工种为汽修工。但冉小芳说,胡某并不会修车,也没有其它任何技术。

      冉小芳告诉记者,今年春节,胡某回家过年。但是没有挣到钱,要求家里给他买了个新手机,还充了三百元话费。正月初十,在西宁承包了铁路工地的堂哥,给胡某及其父亲胡大平(化名)买好了返回西宁的车票,但胡某拒绝跟父亲同行,自己跑回了三墩乡老家。此后,胡某与家人失很少联系。

       冉小芳说,胡某今年虚岁已经23岁,其还有个妹妹,不到九岁。“我在家里带小女儿读书,他们父子俩外常年在外打工挣钱。”冉小芳称,因为父子俩都没有文化和技术,所以挣钱并不多。而且胡某脑子不好使,而且性格暴躁,经常从工地上跑掉。六七天前胡某曾给母亲打电话,这两日电话一直打不通。

      由于迁离三墩乡龙虎村较早,当地人对胡家的情况知之甚少。但接近胡家的乡邻们告诉红星新闻记者:胡家那个儿子脑壳有问题。远在西宁的胡大平这几天一直比较着急,自从他离家后,儿子的电话基本打不通,胡某也不曾主动跟他联系。“听说他是跟老家几个年轻人出门的,但具体是谁并不清楚,他不会说实话。”胡大平告诉记者,胡某经常一个人往外跑,有时说在外面修车,有时说在发廊理发。“一时说在襄阳、一时说在武汉,还曾说在东北,完全没谱。”

      记者在宣汉县三墩乡龙虎村采访时,当地村组干部提供的胡某残疾证复印件显示:2010年10月25日,宣汉县残疾人联合会向胡某东颁发了残疾人证,其残疾类别为“精神”,残疾等极为“二级”,其监护人正是父亲胡大平。“他的病时好时坏,发作起来就没法管。”胡大平说。

       “只要他一回家,整个家里就不得安宁,连父母都敢打。”胡某的堂兄胡先生说,因为担心胡某东在家里惹事,他曾刻意将其带到工地上两年多。胡某这些年来谁都不怕,唯一有所顾忌的就是堂兄。但“也都经常不服管教,这两年来跟我打过几次架。”胡先生说,前年在福建的工地上时,胡某打他父亲致伤,光养伤就是好几个月。

        堂哥胡先生说,去年在工地上,胡某不但动不动就跟别人吵闹打架,而且在工地上搞破坏,行为举止越来越离谱。“他好歹还读过初中,但是经常发些让人莫名其妙的短信息。”堂哥说,记得有次出门,他们前脚刚走,胡某就发来短信:“不会吧jhjjj过了。”问他什么意思,胡某回复说:“你说呢你自己家就这几句。”

       据胡某叔叔介绍,去年下半年,胡某在一位亲戚家玩耍时,与一位同辈的表亲打了一架,但身高只有1.60米的胡某没打赢。今年春节,胡某再去亲戚家拜年时,居然悄悄带了两把菜刀。“幸好被人及时发现夺了下来。”其叔叔现在想来,也觉得后怕。

     去年12月份,胡某被家人送到了宣汉县的精神病医院住了一个多月,花了好几千块钱,感觉有所好转。但此后胡某拒绝与父亲、堂兄一起外出打工。

      直到19日记者找上门之前,胡大平夫妇仍不知道儿子在武汉犯下杀人大案。目前,案件仍在进一步侦办之中。

     教授:精神残疾证不等于减责免责更不是免死金牌

     精神残疾证的持有,是否意味着可以免于刑罚的追究?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法医学专业教授张惠芹介绍,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在实施犯罪行为后,公安机关在侦查过程中,会按照法定程序对其精神状况进行鉴定,其鉴定意见会成为审判机关顶罪量刑的依据。

       她表示,犯罪嫌疑人胡某持有二级精神残疾证,只能说明他持证这一个客观事实,至于他为什么持有该证、在什么情况下持证、其证件记载的事实与客观事实是否相一致等,这些都需要公安机关在侦查过程中进一步调查。

        “不管他有没有精神残疾证,公安机关都需要对其犯罪时的精神状况进行鉴定。”张惠芹教授分析称,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精神病史,或持有精神残疾证,并不必然意味着他没有刑事责任能力,或者只有部分刑事责任能力。鉴定专家会根据案发时的精神状况、犯罪行为及精神病史等综合因素,作出一个针对案发当时的精神状态和行为能力的鉴定。

       对于胡某是否要担刑责的问题,中国刑事警察学院法医学系教授赵成文称,精神病分为很多种,有些精神病人在发病时的确无刑事责任能力,而更多的精神病人在犯罪时,是有部分甚至全部刑事责任能力的,在司法实践中,犯罪嫌疑人究竟要不要担责、担多少责,都需要专门的、权威的、有资质的法医学鉴定,而不是简单地看一个残疾证。

      赵成文教授分析称,精神病人实施暴力犯罪通常为分几种情形:一种是在完全没有刑事责任能力的情况下实施的,这种情况下通常可能不承担刑事责任;一种是属于间歇性精神病人,在发病期间实施犯罪,这种情况通常具有部分刑事责任能力;一种则是间歇性精神病人在意志完全清醒的情况下实施犯罪,而这种情况实施犯罪的精神病人需要承担完全的刑事责任。

      “不管哪一种精神病人,在那一种情况下实施犯罪,最终决定其要不要承担刑事责任的依据,都需要经过专门的、有针对性的法医学鉴定。”赵成文教授称,具有精神病史,并持有精神残疾证,只是法医学鉴定的一个因素。

       据赵成文教授介绍,在司法实践中,要判断一个精神病人是否具有刑事责任能力,不仅仅要进行精神鉴定,还要结合犯罪过程中的现实表现,综合案发时的时间、地点、犯罪动机、精神状态,以及结合其他证据,作出一个综合评判,判断犯罪嫌疑人在犯罪时是否失去刑事责任能力。

       她表示,法律和法医学鉴定规程对相关问题已经有了明确的规定,对于那些的确不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精神病人,法律会给予宽大的处理;而对那些持有精神残疾证,却具有刑事责任能力并故意实施犯罪的间歇性精神病人,法律也会严格予以追究。

    老徐时评:从武汉砍头事件看“底层沦陷”

      2月18日下午,武汉市公安局通过网络平台发布一条消息:2月18日中午12时25分,武汉市武昌火车站附近,发生一起恶性刑事事件。犯罪嫌疑人胡某(22岁,四川宣汉人),因口角纠纷,在一面馆门口持面馆菜刀,将面馆业主姚某(42岁,湖北郧西人)砍死。民警快速出警,现场将犯罪嫌疑人抓获,目前案件正在审查中。

       简单的警情通报背后,是一起无比残忍血腥的暴力事件。 

       根据相关媒体的描述,事件的过程是这样的:武昌火车站边的小餐馆,三个外地人叫了三碗热干面,吃完后店老板姚某要收15元。22岁的胡某用四川话问姚某:“牌子上写着4块钱一碗,你怎么要多收几块钱?”老板嗓门很大回答:“我说几块钱一碗就几块钱一碗,吃不起你就不要吃。”然后二人就争执起来,并发生了身体接触。再后来,胡某冲到店内的案板上提起一把菜刀,挥刀就砍伤了姚某的一只腿和一条胳膊。姚某瘫软在地。但胡某已经杀红了眼,拎起姚某往屋外面拖,拖到一辆汽车边上,姚某靠在车上已经动弹不得,胡某对着他的胸口连砍几刀,又一刀削掉了姚某的头顶天灵盖,姚某倒地身亡后,胡某揪着姚某的头发,对着他的脖子连砍十几刀,生生把头颅砍了下来,还砍断了一条胳膊。事后,他还将满是鲜血和脑花的头颅顺手丢进垃圾桶内。

     刚看到这个新闻时,我曾猜想过很多杀人的动机,比如精神病、醉酒、经济纠纷、情杀、宗教等等,但是万万没想到仅仅是为了一碗面多加了一块钱。现场一位头发花白的老太婆说:“我活了一辈子,还没见过这么凶残的人。人心都是肉长的呀,把人当鸡当鸭一样宰杀,只有禽兽才做得出来,丧尽天良啊……” 

      几块钱的事,却弄出了一条人命。而且人死后还被砍上十几刀,还把头砍下来丢进垃圾桶。这种电影里看到的恐怖场景,竟然在我们的生活中真实出现了。也怪我手欠,点开了几张血醒的图片看了一眼,半天心里都不舒服。即使姚某坐地起价有过错,即使他那句“吃不起你就不要吃”的话伤害了胡某的自尊,但这些都不是杀人的理由。无疑,22岁丧尽天良的胡某,将面临法律的严惩。 

       中医里有戾气一说,指的是和正气相反的邪气。而我们生活中的戾气,可以理解为是一种暴戾之气,或者说叫杀气。这是一种凶狠、残忍、走向极端的心理和风气。一旦戾气弥漫社会,那就是老百姓倒霉和受害的开始。当今社会不少人火气都很大,动不动就吵架打人,甚至发展到了一言不合就砍头的地步。武汉砍头事件,让我想到了社会学家孙立平先生几年前曾经提出过的一个概念:底层沦陷。

      社会学家孙立平提出一种“底层沦陷”理论,他认为匮乏的资源、逼仄的生存空间会从根本上扭曲一个人的是非观和价值观。是非、伦理、价值都是要以尊严为支撑的。当尊严得不到维护时,沦陷甚至堕落的过程也就悄然开始了。在此背景下,弱者对弱者的伤害可能会达到一种残忍的地步。因为没有了尊严,也就意味着堕落没有了代价。

        缺乏信仰,贫富差距加大,底层缺少上升空间,权利得不到保护,公平公正难以维护,积怨和不满没地方宣泄,这些都导致了社会的沦陷。底层的沦陷,是整个社会沦陷的一部分,不过底层的沦陷要比整个社会沦陷的速度更快,沦陷的程度更深,因为他们没有更多的资源来抵御这个沦陷的全过程。用孙先生的话说,那就是在困顿中堕落,自我验证“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这才是最悲哀的。

      回到武汉砍头事件上来,一个底层青年在社会中饱受挫折,才会被一句藐视伤自尊的话点燃怒火。按照姚某的观点,没钱吃不起饭,就是做鬼也是饿死鬼。这个社会不欢迎、也不包容失败者。在此之前,那个22岁的小伙子,恐怕就已经是一个炸药桶了,一遇到合适的空气、温度和压力,就会爆炸。 

        相比于中上层的沦陷,底层的沦陷或许更加可怕。为了卑微的自尊而杀人,武汉砍头事件,至少让我们看到了一些苗头,那就是不但强势群体在欺凌和伤害弱势群体,弱势群体自己也在彼此互相欺凌伤害,整个社会有可能变成了一个人人相害的“魔鬼”社会。 

       这样的结果,难道还不可怕吗?不过,一个连底层都沦陷了的社会,离整个社会重建的日子恐怕就不会远了。

     厦门大学邹振东:武汉砍头事件被忽略的底层之恶

      武汉砍头事件,无数人震惊,更多人无语。震惊是因为仅仅1块钱,而手段是这么残忍,场面是如此血腥。无语的是大家突然发现顺着以前的逻辑,不知道该说什么。整个事件没有一个真正万恶的对象,可以让我们吐槽,可以让我们发泄,可以让我们同仇敌忾。杀手是一个农民进城人员,找了半条街,才找到这家最便宜的面馆。受害人是小老板,带着12岁的幼子在武汉生活。一年前,因为孩子要在武南一村附近的晒湖小学上学,他就把这个店面盘了下来,卖炸酱面和热干面。他做事很能吃苦,虽然下的面条味道一般,但还是可以勉强维持生计。 

       我并不特别震惊,与底层割不断的联系,使我知道底层的恶。其实,这样的为一块钱相恨相杀的事件,在底层司空见惯。如果底层人被强者欺负的恶性事件是1的话,那么弱者被弱者欺侮的事件则是它的N倍。无他,底层人基数大。 

        舆论的弱传播理论告诉我们,舆论的关注是强者的资源。弱者要挤进这个圈,要和强者连上线,就是弱者的悲剧,也是如此。底层人的悲哀是,他们的悲剧,只有与强者冲突,才能引发关注。弱者与弱者的冲突,激不起舆论普遍的关注与普遍的同情。羊被羊推倒悬崖下面,谁关注啊,只有老虎吃羊,才能上头条。 

       这一次的底层人相杀底层人,如果不是发生在热闹武汉的当街暴力,恐怕也没有太多人关注。在农村,有多少类似底层人与底层人为一块钱的纠纷而相杀的事件,被当做正常的刑事案件处理了。 

        底层人之间的恶,上头条的,记忆中还是五年前。 因为“村霸阻挠,七年没能装上自来水”的广州罗先生,通过热线电话,一周之内把水接进了家。仔细看新闻,发现所谓的“村霸”,原来是“原业主兄弟,在卖房问题上,兄弟几个没达成共识”,所以多次阻扰安装。光看这一点,这几兄弟似乎还够不上“村霸”这个名头,至于有没有其它寻衅滋事、鱼肉乡里的劣迹,新闻中却只字未提,唯一可以确认的是,如果没有冠上“村霸”这两个字,这条新闻且不说“抢眼球”,恐怕发表都成问题。 

       新闻常常需要“大怪兽”,但是更频繁、更直接造成我们日常生活不幸的,往往并不是大人物,而是和我们一样的小人物。就像前不久十三岁的少年杜传旺,被人用充气枪对准肛门充气,造成体内多个脏器严重受损,伤害他的不是万恶的资本家(雇主),而是两位修车工。当时,这则新闻像石头砸在地上一样砸在了我的心,我明白,如果不是知识改变命运,我也可能成为这样的少年。 

       记忆中童年的恐惧,有时候不是来自贪官污吏,而是来自某一个恶邻或者三五个不良少年,只要他们存在,你的生活就没有办法充满阳光,但现在想来,他们其实非官非富,而是和我们一样的平民百姓。 这个时代,似乎只有不同阶层的对立和冲突,才会激起媒体的兴趣和大众的兴奋,而同一阶层之间的相互倾轧,则有意无意地被忽略了。被充气少年的遭遇之所以引人关注,完全是因为伤害的手段太令人震惊,否则,这个社会此起彼伏发生在底层人的相互伤害,有多少进入了人们的视野?

        曾有一位七十岁的拾荒老太,被一位八十岁的拾荒老太砸了个头破血流,原因很简单,前者跑到街道的另一头,捡了一个废弃的易拉罐,引起了后者的不满,因为这是她的地盘,厮打中,八十岁的用捡来的啤酒瓶砸在七十岁的头上,缝了七针。 

        对这则新闻我有无数的好奇:拾荒者的势力范围是怎么划分的?是谁划分的?一个废弃的易拉罐对他们的生活到底价值几何?为什么会为此大打出手?而其他的拾荒者又是如何评价这件事?……可惜新闻语焉不详,吸引记者和读者的不过是八十岁老太打了七十岁老太,如果换成一个四十岁的拾荒者打了三十岁的拾荒者,这样的新闻根本就上不了版面。 但假如打人的人换成是城管,那又会是多么轰动的新闻啊!人们愤怒声讨权力者之余,很少会站在当事人的立场去想:不管砸人的是八十岁的老太,还是三十岁的城管,对于七十岁的老太,砸在头上的啤酒瓶会有区别吗? 

       假设一个新来的小贩要在城市立足,最先找他麻烦的可能不是城管,而是其他的小贩或者混混。但可悲的是,我们对小贩的关注,往往要靠城管的粗暴才能进入新闻版面。前不久,闹得沸沸扬扬的联防队员当着丈夫面强奸其妻子的新闻,事后的真相告诉我们,其实强奸者跟受害者是老乡,他们平时就有来往,而所谓的联防队员,也不过是外省来打工的底层平民,但是在媒体的包装下,就变成权力者对平民肆无忌惮的凌辱。如果撕掉联防队员的标签,上述新闻最多成为《知音》的一个小故事,但是,贴上联防队员的标签,一个普通的强奸案件就变成对权力暴力的批判。 

        但联防队员强奸我们要关注,同乡之间的强奸我们就熟视无睹了吗?同样,城管打小贩,我们要曝光,小贩欺负小贩我们就可以忽略吗?我们的媒体到底是为反对权力而反对权力,还是确实关注底层人的生活幸福?如果是后者,我们关注的目光可不可以更进一步,比如,一个外地小贩,是如何在城市落脚的?小摊贩之间的生存空间究竟有没有公平,如果没有,谁可以帮助他们伸张正义? 

       二十多年前,我的大学同学,跟我讲过他们村庄的一个小混混,横行乡里,谁惹了他,就扬言半夜丢一把火,烧掉你全家。乡里就几个警察,根本管不了他,连村支书也躲着他,整个村子生活在挥之不去的梦魇。我同学想了无数的解决途径,发现没辙。我说:“如果他真的烧了,那不刚好可以把他抓起来吗?”“证据呢?”“不是有指纹吗?”“我们那穷山沟,还指望靠指纹破案?”同学思来想去,最后唯一的出路就是考上大学,想办法让全家搬出这个鬼地方。 

        在诗人和城里人想象的淳朴乡村,有时候也有我们想象不到的恶。不排除有很多从乡村走出来寻找城市生活的,就是为了躲避这种恶。城市也有黑道,有虚伪,有弱肉强食,但是毕竟比乡村有更多的秩序和救济手段。 但我舅舅的纪历,让我对城市也不抱太多幻想。舅舅从老家来打工,我推荐他到一家餐馆洗碗,餐馆员工按籍贯分成了好几个帮派,舅舅不属于任何一个,被排挤的他,可以忍受住最差的床位,干最苦的活,比如剖鱼,鱼刺刺得他满手都是血,却无法忍受工友分给他的排班,让他怎么也赶不及在规定的半小时吃饭时间吃上饭,等待他的总是工友吃剩的冷饭冷菜和老胃病。大型国企的天价灯天价酒,贪污千万元的贪污犯,这一切都离舅舅很远很远,激不起舅舅的滔天愤怒。让舅舅最恼火的却是跟他一起打工的某些同事:大家都是被资本家剥削的员工,都是背井离乡讨生计,底层人何苦为难底层人? 

       底层人在有些人的笔下,越来越成为一种符号,他们被描绘成善良正义的化身,对抗强权的工具。殊不知,底层人自身也需要正义,任何一个世界或角落,最弱势的个人或群体,如果没有秩序作为武器,它就是丛林。 

        所有的强光之下,必有忽略的角落。我吁请所有人,关注底层之恶,进而真正进一步关注底层人的真正生活状况,我希望政府部门,在重视GDP的同时,也提供底层民众的救济通道,比如建立流动人口工作站,为包括拾荒者在内的新移民提供生存指导和法律援助;提醒有良心的雇主,在为员工发工资加薪水的同时,不要忘记排查一下是否有人可能因为排班而吃不到热饭;而我们的媒体,在热衷小动物和大怪兽对抗的故事之余,不要忘了关注底层人真正的幸福安全,无论对他们的威胁来自宝马车还是拖拉机。 

       我们不要以为我们对弱者的同情,只限定于他们与强者的冲突与抗争。底层世界,是一个黑暗的海洋,它比任何世界都需要舆论的探照灯。 最简单,最平凡,日复一日的幸福,是我们最应该追求的幸福;同样,最直接,最普遍,在我们周边发生的恶,我们不要忽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