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访西施——杨守知(连载)

和谐徐水2021-02-18 12:51:50

上访西施


杨守知


1

我懒得反抗。

我一向如此。当然,我内心偶尔也会闪一下反抗的念头,但半空中往往会有兜头一喝:抗议无效。我也便作罢。时间一长,顺从成为我的常态。我一度怀疑自己失去了反抗的功能。这倒好,吉建英、严金涛、张宝力都愿意给我发号施令。对谁,我都俯首帖耳,温顺得像只兔子。我属兔。

我察觉到吉建英悄悄接近的气息。我懒得戳穿她,自顾坐着我的。因为坐得久,两瓣屁股已经麻木。屁股底下尽管垫着两本书,铝合金窗框还是硌得我不舒服,——也就是屁股,其它任何一个部位都会难以承受。窗外近处是府河,远方是旷野,或是不用顾及有人窥视,这间卫生间窗户开扇并不小。吉建英不在时,我喜欢打开半扇窗户,临窗瞭望。因为是五楼,视野很开阔。觅星望月,听风赏雨,或者看旷野被麦苗、被玉米、或被白雪交替覆盖。有一次洗完澡,我突发异想,决定裸身爬上窗台去看看。那是暮春还是初秋,我忘掉了,当微风在我的皮肤上弹奏,每根汗毛都开始跳舞,连我那软塌塌的生殖器都蠢蠢欲翘起来。那种感觉堪称奇异。那次之后,我一发而不可收,拜吉建英常常晚归所赐,我得以经常有机会体验那种奇异。因为我每次都会在楼道里响起吉建英那带点跳跃的脚步声之前从窗台上跳下,钻进被窝——我怕吉建英会骂我“不要脸!”——吉建英一直没有发现我的这一怪习。

这次,我决定不再理会她。直到她的脚步声消失在门前,钥匙插进锁孔,咔的一声,防盗门打开,我依然毫无所动。只是感到一股风从我两肋涌过。随着她把门带上,风又消失了。我听到她在换鞋,把挎包挂在木餐椅靠背上,倒了一杯我给她晾在晾杯里的白开水喝掉——这是她夜间归来的习惯。她向卫生间走来,脚步很快。她每次回来都这样,先进卫生间洗漱,然后进卧室睡觉。她打开卫生间的顶灯。

我知道,她一定被我那一片白花花赤裸的背脊吓住了。她很低沉地“啊”了一声,然后,我的名字跌跌撞撞地从她的喉咙里咯出来。我料得到她花容失色的样子。她知道这几天我正被悲观失意情绪笼罩。她怀疑我会往下跳。

她慢慢接近我。她的呼吸已经可闻。她从身后一下子把我抱住。秋夜凉过水。我已经泡透的脊背贴住了吉建英的胸脯,感到绵软、温暖。身为三十四岁的女人,吉建英的乳房结实、有弹性,基本不下垂。为此我内心藏有隐秘的优越感,因为张宝力说他老婆刚生下第一个孩子,奶子就耷拉了。吉建英的心跳很快,弹击着我的脊背。她呼出的气息热呼呼的,是三种以上酒水混合的气味。吉建英擅长白酒、红酒、啤酒混在一起喝,这成就了她酒桌上“巾帼豪杰”的美名,一般男人难以抵挡。

但是,我打了一个寒噤。手里的塑料袋随之脱落,连同里面几粒没有来得及丢弃的莲子,一起被夜色和雾霾吞噬。这袋莲子,是白天乡里组织干部游白洋淀时严金涛给我买的。他见其他干部都买这买那,而我却不动声色,便拿起一袋莲子丢给我,“你也给弟妹带点啊。”虽然我知道莲子具有去火强心的功效,吉建英经常心慌,正好对症,我却不想给她带。我把那袋莲子扔回去,说,“不用。”严金涛像给我派活那样硬把莲子塞给我,说,“钱都给了。”我只得拿了。我爬上窗台,坐在那两本装帧精致、足有一砖头厚的书上,打开莲子袋,将硬得像小石子的莲子一粒一粒捏出来,在三个指头肚之间旋转,再瞄准脚底下的府河投出去。楼下的府河堤只有四五米宽。吉建英买这套房子时,被开发商应承的阳光水岸所迷惑,——时至今日,府河底流淌的依然是墨汁色的污水,阴闷之日,腥浊的气息沿河弥漫,靠河一侧的窗子因之很少打开。莲子飞出去,有的掉在河堤上,有的钻进了河水里。它们到哪里我并不在意,我在意的只是,投着投着,胸中那股积攒多日的怨毒似乎也就投射出去了。我有这么一个习惯,每当不顺心或憋着气的时候,就喜欢投东西。比如捡一把石子一颗颗投出去。比如抓一把黄豆一粒粒丢出去。还有一次没有东西可投,我就找出一本日记,一叶叶撕下来,挼成球,一个个扔出窗外。那次我产生了幻觉,好像记录在上面的那些过往日子也被揉成球扔掉了,我成为一个可以从新开始的新人。这太自欺了!

吉建英搬惯了药箱的双臂紧紧箍住我,怕我反抗,然后用力把我从窗台上往下拖。其实我的身体很软,很潮,也很轻,感觉像在充塞着雾霾的夜色里悬浮着。以她的高大,拖我根本用不着费那么大力气,但她不敢松劲,怕我滑脱。我的屁股和大腿被铝合金的窗框剐蹭到了,有点疼。我说,“我没想往下跳。”

吉建英毫不理会。这倒也如常,我们两个之间从来都是她说了算,对于我的意见,她总是视若无物。如果不是把我弄疼了,这句话我都懒得说。直到把我拖离窗台,吉建英才松开手,咚地一声把我丢在卫生间的地砖上,好像我就是一包药棉。地砖很凉,但我假装它们一点也不凉,或许是我的屁股已经麻木的原因,对凉感和疼感全都迟钝了。我屁股底下垫着的那两本书一同掉下来。吉建英一转身,哐地一声,带上窗扇,啪地一下,销死插销。一如她平常的动作那么干净利索。趁机挤进来的浓稠的雾霾,连同黎明前的夜色一下子被兜头关在窗外。我仿佛听见雾霾“嗞”地一声,像被夹疼了。她把两只手腕反拄在腰间,饱满的胸脯剧烈起伏,呼吸粗重,左手腕上那条我不知她何时戴上去的金链随着呼吸微微晃动,闪烁金光,眼神冰锥一样锥在我光溜溜的身子上,恨恨地说,“你想死,想得倒美!”吉建英是个思维混乱的女人,我想死怎么反倒是想得美?

我的脖子像断了似的耷拉下来,尖尖的、布满胡茬的下巴几乎抵住了嶙峋的锁骨。我低声咕哝了一句,“我没寻死!”

吉建英瞪着眼,眼神烫得简直要在我身上烧两个洞,眉毛也几乎要把我挑起来,红润的嘴唇噏动,砸出一连串语气严厉的问句,“没寻死?没寻死你坐在窗台上干嘛?还光着个屁股,你不嫌丢人哪?”

我抬眼瞄了一眼吉建英,卫生间顶上的灯光昏黄,这让她看上去有几分陈旧。我说,“嘁,我又没跟别人光屁股,丢啥人!”我加重了“别人”两个字的语气,面上很无辜,内心却产生一股恶毒的快感。我以前从来没有这样过。

吉建英的眼神充满鄙夷和不屑,“你光着屁股坐在窗台上晾骚,你精神病啊你!是不是要疯了!”

我一字一板,但语气依旧很平缓,“死,我可能会死到你前边,但疯,一定会疯在你后边。”我知道吉建英最讨厌我这种不阴不阳的腔调了。这是刺激她生气的最好办法。

吉建英容忍不了我那样的眼神和那样的语气,这比我惯常的沉默和极少的针锋相对都更容易激怒她。她抬起趿着棉拖的脚迅速照着我的屁股踢了一下,说,“真气死我了你!”忽又发现了躺在地上的两本书,弯腰去捡,衬衣领子分开,两只乳房露出大半。尽管我对它们很熟悉,眼睛依旧被灼伤了,胸内被什么东西胀满,开始起伏。吉建英捡起书一看,是上下册《成功学》。她用另一只手啪啪拍了拍书的封面,急道,“你还叫我怎么看,啊,还怎么看,这么好的书,你把它垫在屁股底下!”这两本书是吉建英的手头书,更多的时候,它们被吉建英放在卫生间马桶旁边的蓝色塑料三角置物架上,蹲厕的时候便拿起看几眼。这两本书,我在屁股底下垫过多次,有一次,我坐的时间长了,因为着凉,肚子不好,还曾经弄脏过它们。

我并没有撒谎,我被吉建英抱住往下拖的时候,的确已经不想死了。但是,我承认,我刚踏上窗台的一刹,脑瓜里要死的念头挤得像发好的豆芽。这次干部调整对我打击很大,我对自己感到绝望。我没当上乡人大副主席,王采莲说是严金涛在戏弄我,小米说是孙晓静靠色相顶了我,张宝力说是我钱没使到位。他们的说法,我都不认可,只有我自己知道是怎么回事:我是个窝囊废。这是吉建英一贯贬损我的话。之前,我对她给我的这一评价心怀不服,但现在则心悦诚服。这点一旦确认,我想到了死,逃离这个世界。我的一生中,死这个念头曾经一次次冒出,但从没在哪一次念头出现之后付诸实施。小时候由于我忍受不了父母吵架,在堆满杂物、光线昏暗的东配房里,我曾经把锋利的镰刀架在自己的颈动脉上,想象着父母会如何因为我的死而追悔莫及,但终究还是没敢下手。后来我才知道,死,是需要勇气的,没死,恰恰是因为自己太过怯懦。所以,尽管死的念头不断闪现,我却一次也没有喝过药,割过腕,抹过颈,跳过楼。那些念头总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而烟消云散。这次也一样。

这个晚上,天朗星明,当我刚刚踏上窗台的时候,不仅看到楼下府河的死水闪烁出的暗淡波光,甚至闻到了府河隔岸巨大玉米田里待收玉米成熟的香甜气息,犹如母亲的奶水味道盈满肺腑。我在这气息中悬浮着。当头顶隐约飘来蜜蜂一般的嗡嗡声,我觅到了星空里夜航飞机那萤火虫般闪烁的光斑,由北向南。这让我想到了砖厂那废弃的水塔,和那些曾经在水塔下盘旋,被我套在想象的马车上展翅翱翔的鸽子。还有王采莲。这太过奇怪,面对即将做出的死亡一跳,浮现在我脑海的不是我的母亲(她已去世),不是吉建英(她还活着)这两个我生命中最重要的女人,却是王采莲。只见她拨黑披暗,浮现于夜空,冲我摇头。我问,“你的意思是不叫我往下跳?”她点点头。“可我实在不想活了,没意思!”我不想听她的。她逼视着我,眼神锐利,仿佛在说,“你个懦夫!”(她曾经这么骂过我)我忽然觉得有点不对,这样一个女人,要不是我,早进了精神病院,倒来劝我不要自杀,我说,“你有什么资格!”她说,“我没资格,但我需要你呀。”(她曾经这么劝过我)说完微微一笑,消失了。 我叹一声,坐下来,开始一粒一粒丢莲子。莲子还没丢完,雾霾就升腾起来了,速度快得吓人,一瞬间,就把头顶的星光、脚下府河的波光和眼前玉米地巨大朦胧的身影一起吞没了。大团大团的雾霾就像一头黑糊糊、毛茸茸的怪兽,伸出巨大的舌头一下一下舔着我的身体,咝咝的声音像一个惊惧的人在倒吸凉气,不一会儿我的躯体就变得冰凉、潮湿、黏糊糊了,涂满了鱼身上的粘液那么腥气。一个人的生与死是多么的偶然哪,如果我刚刚踏上窗台的一瞬,面对的是如此深重的雾霾,或许,吉建英就再也没有机会抱住我带有体温和呼吸的躯体了,虽然她对这样一具躯体不是那么有兴趣。

2

我被电话叫醒的时候,吉建英已经不在了。我翻过身强撩开涩滞的眼皮扫了一眼墙上的石英钟,差八分九点,心里不由“咯噔”一声,暗叫“坏了”。我的工作状态就是这样,既不迟到,也不早退(这我说了算),当然也反感节假日加班(这我说了不算)。乡里加班又是常事,叫什么“五加二,白加黑”。越是节假日,越要维稳。今天是国庆节,照样不让休息。我心里虽然别扭,但从来没有以身抗议过,加班的又不是我一个人。顶多就是怠怠工,连牢骚话都极少说,你不知道谁会把这些牢骚话递到汪同耳朵里去。前一阵,乡里传说汪同和顾家庄的女主任牛淑芬有一腿,严金涛愣问是不是我说的。我说“不是。”严金涛说,“某某说是你。”“天哪,”我当时就喊起来。告诉我这件事的恰恰就是某某。但某某说是我,我说是某某,打不完的嘴官司。这种烂事少纠缠倒省心。于是我说,“某某说是我就是我吧。”严金涛却一下子没了着落,说,“看态度倒不像。”我愣愣磕磕地翻了严金涛一眼,他到底想说什么,我的脑瓜一时没反应过来。

我翻身坐起,一手抓摸裤子,一手接通电话。电话是严金涛打来的。

 “怎么,昨夜叫弟妹搞趴了?”严金涛总是这样,说话随意得很,不论年龄大小,职位高低,玩笑乱开一气。

我醒得懵懂,隔夜的事情尚未清晰,便答,“搞啥趴,去白洋淀走的路多了。”

严金涛说,“又瞎扯,你个小毛孩,两步路会走趴?一定是弟妹不饶你。”严金涛比我不大几岁,说话却喜欢倚老卖老。他提起“弟妹”,我复又跌入现实的尘埃,心里别扭,不想多说,起床的动作也懒了些,想请假,不想去上班了。但是他把电话打进来,一定有事,我便问,“严书记有事啊?”严金涛是乡里的副书记,大家唤他都不加那个“副”字。

严金涛打住玩笑,说,“集合时没见你,想你是昨天游白洋淀累了,睡会儿懒觉,不打算找你了。可一上班郭杰就打来电话,说王采莲又进京了,得去接呀。”

提到王采莲,我就不好意思再请假了。王采莲是个老访户,我包着的。我不信,问,“真的假的?她进京总要招呼我一声的。”

严金涛说,“一个精神病有啥准头啊,这种事,郭杰总不至于撒谎。不见人,他一分钱也摸不着。”

我还有疑问,“那我给王采莲打个电话。”

严金涛说,“打啥电话,人就在郭杰手里。你收拾收拾,我派车过去接你。你就不用到乡里来了。”又问,“还带不带村里人?”

我顿了一下,说,“不用了,我自己可以的。”

严金涛露出本来面目,嘎嘎笑起来,“那你可小心!”

我明白,这句话有双关:表面是小心王采莲再跑掉,内里是小心被王采莲拉下水。从乡里到北京,都称王采莲“上访西施”。我哪里有心思玩笑,模棱两可答道,“你放心吧。”语气里还有几分无精打采。

我“哗”地一声拉开窗帘,雾霾已经散了,阳光有些晃眼。我推开窗子,呼吸了两口新鲜空气,既然活着,生活就还得继续。忽又想到王采莲,心里怨恨起来。她应得好好的,只要去北京,一定给我打招呼。可是人已被郭杰扣住了,我却毫不知情,怎么回事?惯上访的人真是不可信。这样想着,就要给王采莲拨电话,拿起手机,发现五个未接来电的提示,点开一看,两个是严金涛的,再早的三个是王采莲,是自己睡得死,没接到,心里不由释然了些,但依旧埋怨她不该去。

我摁通电话,振铃刚响了一下,王采莲的湖北口音就传了进来, “我料着你就会给我打电话的。”

我问,“这么说你真在北京了?”

王采莲说,“是的,我就在北京的。你听我解释啊,我这次来可不是上访的……”

我揶揄她,“你不是上访的,是上星光大道的?”

王采莲语调却很轻松,“你不要急,不是吹,我上星光大道,也会多给我几个镜头的,那里面人多了,我看也没几个比我长得好看的。”

我不耐烦,“你说到底是干啥去了?”

王采莲说,“我来看升国旗了。”

我一听,险些笑出声,“你去看啥升国旗嘛?”

王采莲还是一贯地轻声细语,“今天不是十一嘛,国庆节嘛,升国旗的大日子,人好多呀,挤不过来挤不过去的。我还碰到两个恩施老乡,是一对小夫妻……”

我截断她,“你看到升旗仪式了?”

王采莲说,“我看个啥子呀,排队还没排过夜,就被你们那个郭杰逮住了。广场上的警察见我带着身份证都没管我,哪晓得又叫郭杰碰上了,真是瞎子遇到个没眼的,咋会这么巧!”

我苦笑一下,“巧啥巧,你那叫自投罗网。国庆节哪是你去的日子啊,这几天正紧张!郭杰早盯着呢!”

王采莲却说,“他盯着才好呢。”

这话是啥意思?我没听懂。我说,“你这不是故意给我添乱吗?”

“嘻嘻,”她还有心思笑,“我就是要给你添乱。”

没办法,她总是这样。反正我不能跟她急。她要不痛快了,就难把她接回来了。

我说,“那你非赶国庆日去呀?”

“平时也没这么大仪式啊。”她还蛮有道理。

我说,“再大的仪式也不是给……咱准备的。”我想说“你”的时候,出嘴改成了“咱”。

王采莲问,“咋?咱们是坏人?”

我摇摇头,“坏人倒不是,你是重点稳控对象,你不能去;你是我包的信访户,我要稳控你,所以,我不能去。”

王采莲嘻嘻笑,“是不是乡里又派你来接我呀?”

我没好气,“这还用问!”

王采莲似乎更开心了,“你不能来,我不能来,结果咋样?”

我没反应过来。王采莲接道,“这不是咱俩都来了吗?”

我说,“这是啥好事啊!你愿意去,我可不愿意跑。”

王采莲正经起来,“又麻烦你了,你要放心的话,我自己回去,你就别再跑了。”

我无奈道,“你以为你想回就能回来呀?好不容易逮住一个,不见钱,郭杰能放你?好了,你等着吧,车快到了,我去接你。”

临出门,我去了趟卫生间,解完手,发现窗户的把手上竟然拧了两圈铁丝。我伸手试了试,挺牢固。这一定是吉建英干的了。女人的脑瓜,简单起来,简直叫人吃惊!我忽然生出个歪念头,走进厨房,弯腰拉开橱柜最下层的抽屉,找到钳子,回到卫生间三下两下就把铁丝拧断了。然后把窗户展展地打开,府河的腥气随之涌进来。这是有史以来,我第一次完成这样的恶作剧。听到楼下汽车鸣笛,我快步走出门去。可能是通风的缘故,我还没使劲,防盗门就“咣”一声巨响,关死了。我一摸腰间的钥匙扣,坏了,钥匙没带出来。

司机小曹在楼下等我,神色有些焦急。小曹说,“再新哥,我跟你去不了北京了。”

我问,“咋?”

小曹说,“我媳妇快生了,正在医院里,只好麻烦你自己开车去了。”说完,把车钥匙递给我。

我接过钥匙说,“我不认路啊。”

小曹说,“很好找的,过了六里桥,直接往前走,路南有个维多利亚大厦,过去有个胡同,进去就到了。车上有导航,我给你定好了,你按着提示走就行。”

我说,“那我就看在弟妹面子上了。”

小曹感激地说,“谢谢啊,再新哥。”

我刚钻进车,赶紧把转身要走的小曹喊住,问,“介绍信呢?”

小曹不好意思地笑笑,“哎呀,险些忘了。”边说边从裤子口袋里摸出一张纸来,递给我。

我接过来看了一眼进行确认,说,“这个可是宝贝。”这封介绍信是乡里开给北京交警部门的。进了北京,有个轻微违章,或是单双号限行,交警截下来,“只要你掏出介绍信,说一声接访的,北京交警‘啪’敬个礼就放行了,可文明了!”(小曹语,这个家伙说话总喜欢添油加醋)

这是我第一次自己驾车进京。京港澳高速还好,一个小时就到了杜家坎,可一过杜家坎我就紧张了,别的不怕,就怕北京的路,北京的桥,不一会,手心里就汗津津了。顾手顾不了眼,可能是导航该升级了,等着它指路时一言不发,稍踩一脚刹车,后面的汽车就催命似地摁喇叭,到底是错了一个路口,问了一次警察,又给郭杰打电话明确了两次才赶到目的地。

我先见到了郭杰。郭杰领着我在房间里见到了王采莲。王采莲收拾得干净利索,不像以前接访时见她那样风尘仆仆。王采莲见到我做了一个鬼脸,给我摆了摆手算是招呼。我阴着脸未加理睬。我看看手机的时间,对郭杰说,“中午了,杰哥,咱们一起吃个饭吧。”

郭杰的单位是县信访局,长期派在北京接访,我跟他很熟的。我看他的穿戴,知道是今非昔比了。郭杰说,“别吃饭了,你就抓紧往回赶吧。路上车多,你路又不熟,要是晚了再遇上个大事小情的,不方便。”

我看郭杰态度诚恳,有点过意不去,说,“那不好吧,你费了半天心,咋也吃顿饭。”

郭杰说,“要不这样吧,饭就不吃了,我这里有千八百的饭费,你拿回去给处理处理算了。这也是在北京找这个托那个花的。不过,你要为难就算了。”说着,郭杰从随手夹着的一个黑色皮包里翻出一叠票子来。

我赶紧接过,忙不迭说,“不为难不为难,临来领导早有交代。”严金涛的确给我交代,去了该花就花个,这次舍不得下次会花更多,要是多了就电话请示一下,要是千八百的就自己做主。我把票子点了一遍,面额整一千元,随即掏出现金交到郭杰手里。

郭杰把钱塞进皮包,指着王采莲对我说,“人我算交给你了,吃饭我就不管你们了。你们自己安排。”说完转身离开。

我说,“好好好。”

王采莲等郭杰走开,对我说,“好不容易来北京了,我在首都请请你好了。”

这一趟,又搭工夫又赔钱,出了后果,乡里还可以问我一个重点人员漏控之失,我没好脸色给她,气鼓鼓道,“我哪有你那么好心情!”

3

王采莲是乡里挂了名的老访户。每次开维稳会,乡里县里都要分析她。王采莲老家是湖北恩施,在北京卖水果时,认识了顾家庄村的刘金钟。刘金钟也在北京新发地卖水果。不同的是刘金钟搞批发,王采莲搞零售。王采莲进水果都是找刘金钟的摊点,一来二去,渐生情愫,在刘金钟拉水果的大货车的驾驶楼里,两人以身相许。结婚一年生子,起名小闹钟。这个名字名副其实,每天早晨,都是小闹钟把他们唤醒。自此,王采莲就留在顾家庄的家里带孩子。刘金钟很能干,一人在外挣钱养家。不出意外,或许,王采莲的日子就可如她的名字莲花般灼灼盛开了。“唉,”王采莲在给我讲述随后的日子里发生的那些不测事件时,总是以这样一声无奈的叹气开始,“谁知道呢,厄运来时,比风后雨、屁后屎都快。”不久,刘金钟卷进一场强奸杀人案。尽管王采莲不相信自己的老公会强奸,会杀人,但是刘金钟的招认口供把自己送上了断头台。“这也只能自认活该!”那是我包了王采莲之后,她第一次对我敞开心扉。前两次,王采莲对我不冷不热,面无表情,问什么几乎都一言不发。后来,王采莲曾经给我解释,“你来了能管啥子呢?你除了盯住我什么也管不了,给你说那些又有啥用处?”那次,王采莲第一次给我沏茶。她介绍,“这是我们老家的新茶,叫恩施雨露茶,刚寄来,你尝尝。”这个茶我没听说过,喝了一口说,“好喝。”她给我续了一杯,转身又替小闹钟擦去嘴角淌出的涎水。其实呢,我在包王采莲之前,严金涛把她的情况已经介绍个八九不离十。刘金钟伏法两年后,一个惯犯落网,主动供述了涉及他的那桩强奸杀人案。“他死的时候,我都没觉得天要塌下来,我一听到这个信,觉得天一下子就塌了。”自此,王采莲开始申诉,从县里到北京,各级公安局、各级检察院、各级法院、各级信访局都收到了她的申诉材料,这些部门的大门口也时常出现她盘桓的身影。各级批转的信访件雪片般上下传递,又像雪片一般融化:申诉无果。“刘主任,”稳定办副主任,是严金涛在把我介绍给王采莲的时候临时起意封给我的一个虚职,大概叫王采莲感受到对她的重视,一直到现在,全乡只有王采莲这么称呼我。对这个称呼还不习惯,我说,“你就叫我的名字好了。”王采莲问,“刘主任,你发现了没有?一个家庭好的时候,时时处处都是好事,一个家庭不好的时候,老天也喜欢跟它作对。”不待我回答,王采莲又自言自语道,“也是呢,一个家庭不好了,就像只病鸭子,那黄鼠狼就专爱咬它了。”那年夏天,王采莲又去北京上访。十天之后回到顾家庄,活蹦乱跳的小闹钟变成了呆傻的小聋子。“你猜到吗?刘主任,小闹钟发烧,他奶奶竟然把他泡进洗衣盆的冷水里降温。”然后她的语气里增添了无限悔意,“唉,那也怨我,我要是带上他去北京就好了。”小闹钟被糊涂奶奶耽误了一宿,第二天送进村卫生室,村医又当普通感冒给小闹钟输液,没见效果,才急忙送到市里的医院,市医院的医生遗憾地对他们摇头,告诉他们“太晚了”。说到这里,王采莲的眼眶浸满泪花,语气却还平静。这些事情,我已经从严金涛嘴里得到了,面对王采莲的诉说,我的心脏还是一下一下缩得有点疼。如果在以前,我会劝她,如果你不上访,小闹钟就不会出事。但此时,这句话断不能出口,那无异于伤口撒盐。我确也找不出其它话语,冒了一句,“你们湖北女人真坚强!”王采莲苦笑一下,“啥子坚强,都是生活逼出来的,”因为苦笑,嘴角的肌肉牵动,挤压眼眶,一滴大颗的泪珠直滚下来,落进嘴角。王采莲抬手在脸上抹了一下,舌尖在嘴角舔舔,说,“刘主任,你没去过北京,那些上访的姐妹,比我苦的,多多了。”

王采莲的棘手,在于县乡都不能解决,但是还要看住。王采莲年轻,又颇有见识,颇有头脑,甚至还颇有一点心计,严金涛没少跟她斗法,稳控起来格外吃力。分析案情的时候,大家认为王采莲上访事出有因,都很同情。“同情有屁用!”乡里的“一把手”汪同说,“一文不值!你同情她,没人同情你!”这几天,汪同正气不顺,因为一起抬尸堵市府的群体事件,刚背了一个处分。这个处分来得不是时候,正是他要提副县的节骨眼上。这个心脏的血管里支了四个支架还敢大杯喝酒的魁梧男人在酒桌上竟然委屈地嗒然落泪。如果再生个事端,背个处分,雪上加霜,估计够他一戗。那时,孙晓静因为包顾家庄村,连带负有王采莲的稳控责任,因为孙晓静是乡办公室副主任,主要给汪同服务,没时间下乡,其实主要的稳控责任还在严金涛手里,他的压力最大。严金涛说,“不行就去给她治治。”汪同表态,“万不得已,那也不是不可以。”

王采莲到底没看住,乘凌晨的快客大巴进了北京。当时,北京正开一个重要会议,县里已在敏感地区严密布防,重点人员的身份证号,照片复印件都装在相关人员口袋里,对疑似人员均实行一扣二问三比对。对这一新变化,王采莲没有料到,她前脚刚刚踏出大巴,就被埋伏在木樨园汽车站附近的郭杰等人摁住了。郭杰把电话打回乡里,我被严金涛临时抓了一起进京去接。

我在接访处见到王采莲,感叹“上访西施”名不虚传。严金涛给在北京上大学的女儿捎带了几件换季衣服要送去,嘱咐我把人盯好。我心里没底,问,“严书记,我一个人看她,她要跑咋办?”严金涛笑了,像个伟人似的伸展手臂一划,说,“楼上楼下都是咱们的人,你有一嗓子就都出来了,她能往哪儿跑?”我点点头说,“那严书记速去速回呀。”

房间里剩下我和王采莲。王采莲坐在床上。我坐也不是立也不是。我遇到陌生女人就不知道怎样打交道,何况这个陌生女人又漂亮。我弯腰拎起暖壶倒了一杯水,水却是凉的,又不敢去打热水,怕她不注意跑掉,只能端给王采莲,不好意思地说,“喝点水吧,就是凉点。”

王采莲的口气比水还凉,“你不用巴结我!”

我说,“你不喝呀?你不喝我喝了。”说完我就端起水杯喝了一口,随即又吐出来,“你不喝也好,这水时间忒长了。”我用手抹抹嘴角,在对面的床上坐下来,眼睛望向窗外,窗外有一棵银杏树,叶子金黄金黄的,不停地闪烁,仿佛在窃窃私语,正在冬天到来之前话别。

沉默了一会儿,我听见王采莲问,“没见过你呀。”

我回过头来,眼光在王采莲脸上停留了一下,迅即躲开,说,“严书记临时抓的我。”

王采莲说,“抓夫啊。你们可真下工夫!”

我说,“其实我们也不愿意来。你有你的难处,我们有我们的难处。”发觉王采莲要立眼,赶紧说,“我知道,你更难!”

王采莲缓和道,“谁没事撑的,老想上访呢?”

我说,“我听说,上访的人时间一长,都会变成精神病。”

王采莲急道,“放屁!”

我不想就此放下这个话题,就算是“屁”也打算放完,“上访的人,都爱钻死牛角尖,都固执,过分了,就是偏执,一偏执,离精神病就不远了。”

王采莲怒道,“那也是叫你们逼的!”

我夸张地摆手道,“我可是第一次来,别说我逼你。”

王采莲不屑道,“反正是你们一伙的。”

我无奈地摇摇头,浮出一丝笑说,“就算是吧。”我可不想此时激怒王采莲,便小心地说,“你这么……漂亮,要是送进精神病院……”

“我又没得精神病,为啥把我送精神病院?”王采莲口气虽然强硬,却藏着隐隐的担心。

我小心翼翼,字斟句酌地说,“我是怕……”

王采莲淡淡一笑,“你不要吓我!谁要把我送精神病院,我就泼上一条命!”

我说,“你要这么说,就像是个精神病了,正常人谁老是泼命泼命的呢?”

王采莲语气忽又沉缓下来,眼神里流露出无助,“都说事怕临头,要是你摊上这样的事咋办呢?”

我留意到王采莲刚才面部表情的一系列变化,意识到不能再刺激她了,便说,“其实你的事,我们也都了解,都同情你,可是……严书记、汪书记他们也都挺为难的。”

王采莲说,“我又不是告他们。”

“反正你来北京,着急的是他们。我怕,结果对大家都不好。”来的路上,汪书记已经指示,王采莲接回来直接送五院“给她治治”,治到北京会议结束再说。我知道,市五院是精神病院的另一个名字。当王采莲的眼神软下来的一瞬,我险些把这些话说走嘴。虽说我也认为王采莲不该在敏感日到重点地区上访,但是就此把她弄进精神病院,我还是有不小的看法。那种地方,我虽然没有进去过,但耳闻还是有一些的,从那里出来的人再也不想回去。梨园屯的老魏,自从被送进去治疗一阵,出来后再也不提上访的事。他说里面光给你打针吃药,整天睡觉,如果谁喊自己不是精神病,就一定给谁用的药剂量最大。任何一个正常人,只要接受了精神病院的治疗一定会变成一个真正的精神病。我见到王采莲,再加上这样一番交谈,觉得无论如何,她不符合精神病的症状。我不由对她生了几分担心。

从北京回返时,夜色已深。我们的车时而超过其它车辆,时而又被其它车辆超越;车厢内时而幽暗,时而明亮;我们几个人的身影时而显现,时而隐藏。在我眼里,一切都笼罩了波诡云谲的迷幻色彩,感觉有几分失真。我偶尔去扫一眼身边坐着的那个傻女人,她当然不知道回去后会把她送进精神病院。她无所谓:这次接回去,下次再来好了。甚至对我的暗示也无动于衷。我摇摇头,自己更无所谓。可是,总有个念头,像一只嗜血的蚊子,嗡嗡地围着我的脑袋转,怎么甩都甩不掉。傻女人,你为什么不找机会跑掉呢?

4
 

我跟王采莲就像一对蚂蚁,北京城就像一件巨大的马褂,哪条褶皱都够我俩好爬一阵子的。因为接访,我到北京来过两趟,此外也参加过“一日游”,故宫啊、颐和园啊、长城啊、毛主席纪念堂啊倒是都去过,但也仅此而已。王采莲在北京混的日子比我长,但她说“卖水果的时候没时间逛,上访的时候没心情逛”,对北京也熟不到哪里。所以当王采莲告诉我今天是她生日,我执意要给她买个蛋糕时,那个蛋糕店就像刻意藏起来了,让我俩找得十分辛苦。王采莲一出接访处就做出个大胆又出格的举动,她抬手挎上了我的胳膊。哎呀,天哪,我刘再新哪经受得了这个。这个女人,这是要干什么呀!我想把胳膊往出抻,她却把我的胳膊抱得紧紧的,还把我的左手放在她另一只手心里攥着。她的手心潮湿。她的怀抱烈火熊熊,我那条胳膊好像熔化了。没办法,我只能回头看看视野里还有没有熟人,这要是叫熟人看见传回去可是好说不好听。何况这几天,我跟王采莲的“作风”问题正在发酵。我的心脏跳得极快,感觉呼吸困难,连思维仿佛也停止了,头脑一片空白。除此之外,还有僵硬。我的上半身硬挺挺的,脖子好像被浇铸了,失去了转动的功能,眼睛既不敢去看王采莲,也不敢和对面行人的眼光接触。我就这样傻嗑嗑的,听凭王采莲的拽扯。我的步伐完全取决于她走路的节奏。她走路又不规矩,左摇一下,右晃一下,这不仅使我俩走得很慢,而且还要吃行人的白眼。我觉得很难堪,她却无所谓,见把我拽得倚里歪斜就吃吃地笑。她做的一切就是再出格我都得忍受,因为我得把她弄回去。为了完成我的任务,我只能处处讨好她,顺着她。尽管如此,她还是时不时威胁我,“我不跟你回去了。”这是在北京,如果她变了主意真不回去,我相信就是严金涛亲自来了也只能干瞪眼。

我的头脑稍微平静些的时候,我想到了吉建英。吉建英从来没有挎过我的胳膊,因为她比我高。我一米六六,她一米六八。这两厘米使她看起来比我高出许多。在街上,她不仅从来没有挎过我的胳膊,而且也没有跟我并肩走过。她总是走在我前面三四步远的地方。这倒也没什么,难为她既考虑了她自己的尊严,也照顾到了我的脸面。为了避免在街上见到熟人不断打招呼,我几乎从来不和她一起上街。偶尔一起,我就拖后几步。北京的街头,行人的脚步都很匆忙,大家从不互相关注。仅从这点来说,我倒是挺适合在北京生活。但是我也清楚,谁的生活也不是只和老婆在街上溜达。我问她,“今天真是你生日?”她说,“那还有假?”我想起她的身份证号,我自己的身份证号没记住,她的身份证号码却早装在我的脑子里了,我复述了一遍,“哎呀,还真是10月1号,你的生日可大呀,全国人民都跟你庆祝。”王采莲很得意,“那是!”她的眼睛直冒光,嗨,这个女人倒是挺好满足。

我们走了两条街,还没有见到卖蛋糕的。我不得不说,王采莲的亲热举动在瞬间使我的智商缴械投降,我竟然没有想到去打问一下哪里有蛋糕卖。我们随性地走在北京的街头,没有人知道她是上访的,我是接访的。逐渐地我开始适应她挎着我的感觉,眼睛、脖子、双腿都恢复了它们应有的灵活。她甚至会把脑袋往我的肩上靠一下,发梢会扫到我的耳垂。她比我低一个头顶。在北京的大街上,我们像一对情侣,一对男人略高女人略矮的情侣。我们从南往北走,阳光在我们身后,影子也证明了这一点。我喜欢北京的阳光,我喜欢在北京的阳光底下走。尽管这阳光对我来说是那么短暂。那种温暖舒适的感觉令我终身难忘。可能是那种感觉太过陌生,又太过强烈,它淹没了我俩的谈话内容,这使我后来几乎想不起我跟王采莲到底谈了些什么。

我饿了。我早晨就没有吃饭,此时我已经饥肠辘辘。我发现一个面馆。我说,“找不到蛋糕,咱们吃面吧,长寿面,给你过生日。”

王采莲附和,“好,我爱吃老北京炸酱面。”

我没想到吃碗面还要排队,还是这样一家小面馆。我跟王采莲对面坐在一张四人台的简易小餐桌两侧。因为王采莲生日,我觉得只点两碗老北京炸酱面有些寒酸,便又加了四个小菜,一盘炸花生米、一盘糖醋萝卜皮、一盘肉炒蒜薹、一盘红烧带鱼,两凉两热。我只能量力而行,严金涛是不会把我宴请王采莲的饭费报销的。

我征求王采莲意见,“还要点啥?”

王采莲推开菜谱,说,“来两瓶北京小二,红星的。”

我忙说,“一瓶,一瓶就够了。我不喝。”

服务员用征询的眼光看着王采莲,王采莲说,“听我的。你不喝我喝。”

菜上来,王采莲把两瓶小二都打开,一人面前墩了一瓶,说,“陪我喝点。”我说,“我不会喝酒。”王采莲说,“男人哪有不会喝酒的。”我说,“我就不会喝,所以我不是男人。”王采莲说,“你喝点,喝点会死啊?”我说,“死倒不会,我得开车。这是北京。”王采莲说,“反正你不喝不行,你要不喝我就不跟你回去。”我说,“喝个酒,比你上访还固执呢!”王采莲说,“今天咱俩不提上访,影响心情。今天日子特殊。”说完,她用眼睛定定地看着我,“不值得我陪着你喝点吗?”这句话王采莲说得很顺溜,我却听出里面主宾颠倒的端倪,我纠正她,“不是你陪我,是我陪你。今天是你生日,不是我生日。”

王采莲说,“我的生日是阴历十月初一,鬼日子,还早呢。今天阴历是多少?九月初五,是你的生日,忘了吧。”

我愣住。我说,“我得看看。”我查了手机上的日历,胸中涌出一股暖流,今天正是农历九月初五,我的生日。我盯了王采莲一眼,她笑得有几分调皮,好像是计谋得逞。我的眼窝一酸,有些潮涩。

我说,“那我就少喝一点吧。”

王采莲高兴起来,“你喝一半,剩下的给我。”

我端起酒杯。王采莲跟我碰了一下,说,“祝你生日快乐!”

我一时语噎。王采莲,这个我包着的上访女人,是这个世界上唯一记着我这年生日的人。如果昨晚我从五楼跳下去,我的生命该是整整三十六岁,一天不多一天不少。我印象中,在和王采莲论大小的时候,我只告诉过她一次我的生日,她就记住了。

我把嘴唇使劲抿了一下,说,“谢谢。”

我喝了一口酒。我很少喝酒,也不能喝酒。吉建英为此很看不起我,说我不像个男人。我也做过尝试,但是二两酒落肚就天旋地转,几经努力,便放弃了自己做一个喝酒伟男人的资格。吉建英每次喝酒回来,都是我给她泡一杯茶。她有时会喝高,会吐,我就给她拍背,投毛巾擦脸,清除呕吐物。我第一次喝北京小二,它的烈度超出我的预期。这个酒好像会奔跑,刚一沾上我的舌尖,撒丫子就跑,滚过我的舌面,滑过我的喉咙,咕咚一下砸进我的胃里。我的胃空了二十多个小时,顿时像吞进一个火球似的燃烧起来。

王采莲也喝了一口,下杯很深,足有一拇。她没有任何反应,酒水穿喉,顺滑像丝绸。她夹了一块红烧带鱼,放到我面前的碟子里,说,“你吃。”

北京小二在我的胃里翻了一会儿跟头,逐渐安静下来。我吃着王采莲夹给我的带鱼段。我爱吃带鱼。小的时候,我只吃过两种海产品,一个是海带,另一个就是带鱼。面馆做的带鱼显然没有我做的好吃,我依然吃得津津有味。我饿了。还因为今天是我的生日。

我说,“今天真是碰巧。”

王采莲狡黠地一笑,“巧啥?”

“如果不是你进京上访,哦,不,你看升国旗,也不会赶上你给我过生日。”

王采莲眨眨眼睛,她的颧骨已经弥起一抹红色,“哈哈,你中计了。”

我把筷子悬在半空。

王采莲喝了一口酒,脸上浮出得意,“上什么访,看什么升国旗呀?不这样你能到北京来过生日?”

可能是我的面部表情太过惊诧了,王采莲把筷子在我眼前摇了摇。我放肆地地盯住眼前这个面容姣好的女人,天啦,这个女人简直太扯了!但是这个扯法,我希望她再扯一千次,再扯一万次。

5

当我下定决心要救王采莲的时候,身体开始发紧发冷,牙齿得得得细碎地敲击,怕严金涛听见,我只能紧闭牙关。其实呢,严金涛这个脑袋一沾枕头就着的矬胖子在副驾驶位上睡得很安逸,时不时还有两声鼾起。司机开车很专注。王采莲把眼睛瞪得溜圆,没有一点困意。当然她不知道等待她的是精神病院,如果她知道了,我想她一定会拉开车门跳出去,摔成什么样,大概她不会顾及。认真想起来,我也挺替汪同发愁,乡里工作真个叫做一团乱麻。真为王采莲上访,把汪同处理了,汪同也挺无辜。但就此把王采莲送进精神病院,我总感觉有些不择手段。我乡里一个小卒,想这些纯属多余。王采莲跟我有什么关系吗?在这次跟严金涛进京接她之前,我从来没有见过她。我又何必为此充当一个泄密者,或者叫“叛徒”的角色,而去……救她呢?

当“救她”这两个字猛然从头脑深处弹出的时候,有股热血突然往我的脑门顶冲了一下子,一束血光在头顶炸开。我在瞬间做出决定:救她!平生我从未做出过类似的举动,我被一种未曾有过的奇异感觉控制了,甚至感到了几分刺激。那天晚上回到家,我睡不着觉,重新回顾这件事,我把自己不可思议而又义无反顾的举动归结为“救”这个字眼,并且理解了那些古今中外所有做出惊天义举的好汉们。尽管那个晚上我的生殖器依旧软塌塌的,但我觉得自己是个男人。

怎么救她呢?我想到给她手机发个短信,我已经存了她的手机号。但是我立即否决掉了。她一旦突然获知这个消息,一激动跳了车,后果就不堪设想。她小命不保,我也得玩完。我的心情稍许安定下来。如果她自己能够创造一个机会,使我能够神不知鬼不觉地知会于她,那将是她的造化。如果没有这样的机会,我也只能在心里对王采莲说声对不起。

王采莲双手一直紧紧抓住前座椅的后背。一路上没有任何反应。我悄悄从驾驶座后背的口袋里摸到一支笔、一页纸。我想给她写个纸条。我写了个“找”字,便停住笔,待了一会,把纸揉成个球,攥在手里,打开车窗,抛出窗外。夜色粘稠起来,车好像穿行在黑色的液体里。车就要下高速了。我替她着急,心脏又开始失去稳定的节奏。我再次摸起一张纸,快速在上面写了六个字:找借口你快跑。我看了看王采莲。王采莲依然紧紧抓住前座椅的后背,专注地盯着前方。几乎是在我要把字条塞给她的同时,我的另一只手摁下车窗,把纸片丢进风里。我几乎打消了“救她”的念头。

车下了高速,我的心情复归平静。我决定放弃救她的念头。王采莲忽然说,“我要解手。”严金涛惊醒过来,看了看周边的环境,嘟囔,“在高速服务区你不说,咋现在才言声?”王采莲继续说,“不行,我憋不住了。”严金涛只得说,“好好好,找个僻静地方停车。”正好前面路旁有一片黑黢黢的杨树林,王采莲急忙道,“行行行,就在这里停。”严金涛对我说,“你下车盯着点。”我迟疑。严金涛说,“怕啥,黑咕隆咚的,啥也看不见。”我下了车。我再次听到了自己咚咚的心跳声。我紧走几步,赶上王采莲。王采莲不理我。我扯了一下王采莲的衣襟。王采莲停下,不满地问,“我撒尿你也跟着?”我把食指竖在嘴唇前面“嘘”了一声。王采莲疑惑地盯了我一眼。我快速地低声说道,“你趁着解手赶紧跑,回去要把你送精神病院。”王采莲的疑惑溢出眼眶,瞬间笼罩满脸,借着不远处加油站的灯光隐约可见。县城夜市的嘈杂市声似乎也模糊可闻。王采莲带着满脸疑惑转身向树林深处走去。我当然不能贴身跟着她去解手。过了一会儿,严金涛隔窗问,“咋样,完了吗?”我对着小树林喊,“完了吗?”没有回声。严金涛打开车门下来,对着树林喊,“王采莲,王采莲。”依然没有回声。严金涛急了,“咦,这娘们,把咱们涮了。”我跑进树林里找了一遭,没见人影。我返回来对严金涛说,“这女人,真狡猾!”严金涛苦笑一下,“这都是斗争中训练出来的。”我说,“跑了和尚跑不了庙。”严金涛摇摇头,“再把她弄上车可就难了。” 又无奈地补充一句,“嗨,跑就跑了吧。”我正心虚,听了这话,心脏落了地,踏实地坐上车去。

救王采莲这件事,日后我没有对任何人提过。我倒不是担心自己,而实在是无人可说。严格说来,我不是一个爱冲动的人,但是偶尔血冲头顶,头脑发热,旁人怎么劝都不灵的事,也干过两件。救王采莲是一件。要是有人问我,你为什么救王采莲?我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来。救就是救了,我没后悔过。虽然,那年春节王采莲竟惹出个惊天的事来。说实在的,救了王采莲,使她得以逃脱精神病院的厄运,我的内心颇有一种满足。这种满足就是王采莲对我的回报。但是我要这么回答问话的人,一定够矫情。我会说,“因为王采莲漂亮。”我相信这句话一定会堵得对方无话可说。

另一件头脑发热的事,就是我娶吉建英。母亲在世时,对我有两个评价:一个是死犟筋,一个是傻人有傻福。傻人有傻福主要说的是我的工作。我有个双胞胎哥哥。我们哥俩虽说长得难以分辨,智商却相差悬殊。哥哥的成绩在学校一直名列前茅。初中毕业那年,我爹掂着两张成绩单,叹口气说,“你俩咋不像一个娘肠子里爬出来的呢?”我说,“我爬出来得晚。”爹对我说,“你们哥俩都上高中考大学,家里也供不起,你说咋办?”我说,“上高中我也考不上好大学,叫我哥上吧。”爹说,“好小子,你跟爹想到一块去了。”那年县职中办了个中专部,毕业待遇和正式中专一样:转户口、包分配。凡是那些考好大学无望的学生都考中专部。我的成绩在差学生里属于较好的,就考上了。三年期满毕业,我分到乡里当了一名农业技术员。在职中我学林果专业,也算学有所用。工作虽然一般,却是财政开支,国家正式干部身份。我哥顺利考上一所大学。大学四年读罢,他分进一家国企当化验员,但好景不长,企业改制,他落寞下岗,成为一介无业游民,跟我就有了差距。脑瓜好有啥用?脑瓜好不如命好!而我的好运气似乎才刚刚开始。不久,搞全国经济普查,我被抽到县经济普查办公室。普查办公室主任姓吉,看我踏实肯干,人品不错,关键是我有个国家正式干部身份,就托人给我介绍他的女儿吉建英。吉建英没上过几天学,因为她爸爸的关系安排在县医院当司药。媒人说吉建英长得很漂亮,如果不是因为她自己的工人身份不会看上我。我答应见见。我一见大吃一惊,吉建英个子不仅比我高,脸蛋也实在漂亮。我头脑一热,当下就同意了。第一次带着吉建英回家见父母,当天晚上母亲把我单独唤到她的炕头,说,“这个闺女人倒是不错,只是忒漂亮了。”我说,“漂亮还不好?”母亲说,“漂亮女人得有厉害男人管住,我怕你降不服她。降不住的女人,迟早是男人的累赘。”其时,母亲病重在炕,并已知自己不久于人世,苍灰的头发散在枕头上,眼神却十分沉静,闪映着人生智慧的微光。正在害脑热症的我貌似恭敬,内心却颇不以为然。母亲周年忌日之后,我跟吉建英举行了婚礼,在众人艳羡的眼光中,这个高挑白皙的漂亮女人成为我的老婆。

由此看来,平生我头脑发热的两件事都跟女人有关,一个是我娶吉建英,一个是我救王采莲。其实这两件事之间一点关系也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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