懂你的人,今生今世都爱你

民国文艺2018-09-19 07:58:00


婚姻最坚韧的纽带,是灵魂上的相依相偎,共同成长。

 

只有价值观契合,才让两个人天长地久。

 

看一个男人的最高品味,就是看他的妻子。

 

1




唐筼怀抱长女流求



陈寅恪与唐筼


当年,在哈佛,吴宓与陈寅恪相识,相谈后,吴称陈是中国最博学之人。

 

1945年,陈寅恪视网膜严重剥离,不幸失明。这一年,唐筼四十七岁。陈寅恪痛感生形如已死,唐筼尽心抚慰丈夫。

 

在中山大学,凡是接触过唐筼的人,无不为她的气质、谈吐以及对丈夫的理解留下深刻的印象。

 

在女儿们眼中,母亲的仪容举止和衣着打扮,端庄淡雅。唐筼教导女儿们要注意行、坐、立的姿势,她一直到晚年仍然体型匀称、背脊挺拔,行走保持良好姿态。

 

中山大学江静波教授曾经多次对美延谈起:你母亲的气质,如同总统夫人一般!

 

1951年,助教程曦不辞而别,陈寅恪从此有一年时间没有专任助教协助教学与著述。

 

唐筼毅然担负起为丈夫备课、抄写文稿、读材料的工作。 这位全职主妇,第一次以能干、坚强的形象出现在师生面前,赢得了师生的热爱。

直至1952年11月,黄萱的到来。

 

唐筼对女儿们说:“爹爹的学问造诣非比一般,应让他写出保存下来。“

 

直到中年以后,女儿们才逐渐理解,母亲晚年忘我地为父亲付出一切 ,成为自己生活的目的,常望父亲有生之年,在传承中华文化上留下更多著作。

 

来到家中的客人也对唐筼的干练,印象至深。据说,只要丈夫有所示意,唐筼便能领会,配合非常默契。

 

1956年6月,陈寅恪在他六十六岁生日时,对妻子作了一生中最高的评价:“织素心情还置酒,然脂功状可封侯“。

 

他曾多次深情地对女儿们说:”妈妈是主心骨,没有她就没有这个家,没有她就没有我们,所以我们大家要好好保护妈妈“。


文革中,在这位最博学之人“左丘失明,孙子膑足,日暮西山”的时候,一直陪伴在他身边的,就是他的妻子——唐筼。


2



 

胡适与江冬秀

 

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面对的是一位大字不识、貌不出众的旧式中国“小脚女子”,学贯中西的胡适博士却在这桩旧式婚姻中,由开始的抵触渐渐地变得怡然自得,甚至走到最后体会到了一种“互敬互爱”之幸福。

 

1921年8月30日,胡适与高梦旦交流对自己婚姻的看法:“他说许多旧人都恭维我不背旧婚约,是一件最可佩服的事!他说,他的敬重我,这也是一个条件。我问他,这一件事有什么难能可贵之处?他说这是一件大牺牲。我说,我生平做的事,没有一件比这件事更讨便宜的了,有什么大牺牲?……当初我并不曾准备什么牺牲,我不过心里不忍伤几个人的心罢了。假如我那时忍心毁约,使这几个人终身痛苦,我良心上的责备,必然比什么痛苦都难受。其实我的家庭并没有什么大过不去的地方。这已是占便宜的,最占便宜的,是社会上对于此事的过分赞许……我是不怕人骂的,我也不曾求人赞许,我不过行吾心之所安罢了……若此事可算牺牲,谁不肯牺牲呢?”

 

作为女人,江冬秀能够抓大放小、粗中有细,以及行事之大气豪迈,已经令胡适很觉欣慰了,而她对官场的厌恶和对丈夫“千万不要做官”的劝诫,则更让胡适叹服其见识之不凡。1938年11月24日,胡适致江冬秀的家信中说:“现在我出来做事,心里常常感觉惭愧,对不住你。你总劝我不要走到政治路上去,这是你帮助我。若是不明大体的女人,一定巴望男人做大官。你跟我20年,从来不这样想,所以我们能一同过苦日子。”

 

1940年春,江冬秀听说胡适要出任中央研究院院长的消息,写信丈夫:“我听了狠(很)不好过。”1947年3月5日,蒋介石致函胡适,推举他为国民政府委员。江冬秀再三叮嘱:“千万不可做官。”胡适接受夫人的规劝,两次恳切坚辞国民政府委员。江冬秀不但不愿意胡适为官,也厌恶儿子从政。1939年6月27日江冬秀致信胡适说:“小三(胡思杜)死没出息,他要学政治,日后做狗官。”

 

晚年胡适曾对秘书胡颂平说:“久而敬之这句话,也可以作夫妇相处的格言。所谓敬,就是尊重。尊重对方的人格,才有永久的幸福。”

 

3





冯友兰与任载坤

 

女儿宗璞——


父亲曾说,他一生得力于3个女子:一位是他的母亲吴清芝,一位是我的母亲任载坤,还有一个便是我。1982年,我随父亲访美,在机场父亲做了一首打油诗:“早岁读书赖慈母,中年事业有贤妻,晚来又得女儿孝,扶我云天万里飞。”


我的母亲曾在北京女子师范学校——当时女子的最高学府就读。我在清华附小读到三四年级,抗战了,到了昆明功课跟不上,母亲就辅导我鸡兔同笼四则题等。母亲的手很巧,很会做面食。朱自清曾警告别人,冯家的炸酱面好吃,但不可多吃,否则会肚胀得难受。小学布置作文《我的家庭》,我写:“一个家没有母亲是不行的。母亲是春天,是太阳。至于有没有父亲,并不重要。”

 

任均(任载坤的六妹)——


三姐任载坤很有修养,无论对待任何事物,她都慢条斯理,从不大喊大叫。她穿戴打扮起来,特别高雅,就像个贵妇人。她把家里安排收拾得干干净净,有条有理。

 

“文革”中,芝生兄出去挨斗,三姐就拿个板凳 ,坐在门后等他回来。

 

芝生兄不论是在逆境里,还是在顺境中,总有那么一种“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样子。我觉得三姐跟他在一起,心也一直很安静。

 

后来,在“文革”的暴风骤雨中,芝生兄能走过来,原因之一,就是有一个安稳的家。

 

4




1949年俞氏夫妇在北京老君堂寓所


1980年俞氏夫妇在永安南里寓所


俞平伯与许宝驯

 

俞平伯夫人许宝驯,杭州才女,是俞平伯母亲许之仙的侄女。幼小随任高丽国仁川领事的父亲前往高丽国,回国后,居苏州。许宝驯时常到俞家与俞平伯玩耍,俞平伯与许宝驯可谓青梅竹马。二人于1917年在北京结婚,俞平伯时年十八,许宝驯长他四岁。

 

1969年,当七十高龄的俞平伯,随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文学研究所下放到河南干校,她毅然与丈夫一起随行,亲自去照顾丈夫的饮食起居。

 

几经搬迁,俞氏夫妇来到东岳集,住在农民家一所简陋的茅草房里。外孙韦柰去看二老,简直被惊呆了。他描述:那间屋,长仅二公尺余,宽不足一点五公尺,有门无窗,四壁透风,门以芦席为之,且关不上。

 

整整一年,俞氏夫妇生活在这里,用一个洋铁皮铸的小茶炉烧开水,拿着脸盆去水塘打水;卖柴、卖鸡蛋的小贩破门而入,不买不肯离去;房东散养着的猪,在他们屋里跑来又跑去……

 

1971年1月,俞氏夫妇回到了北京。俞平伯说,我们离开北京,就没作再回来的打算,有老死他乡的准备。显然,能平安返京,实属意外。 

 

妻弟回忆——


吾姐生平为人,练得一种耐性,无论逆境顺境,从不急躁使性。晚年自号耐圃。在北平沦陷八年期间,兄生计困难自不待言。而兄既乐道,姐亦安贫……

 

夫人晚年取号耐圃,俞平伯也有所解释——


圃,古称从事园艺工作的人,她喜爱园艺,尽管后因年龄和生活环境所限,她并没有做什么,但她是热爱劳动的。仅讲圃字还不够,更重要的是耐,她身体不好,也没有什么能力,但她却有毅力,有韧性。没有她的那种耐力和她的支持,我很难说能经受得住“文化大革命“的冲击。其实在那时,我受的罪比她多,但正因为有了她,我才能坚持住。

 

1976年3月,夫人入院治疗。这是在俞平伯中风之后,因行动不便,不能常去医院探望,只能鸿雁传书。他的信,从询问病情,到家中吃饭、来客等琐事,无所不谈,便更多的是“悄悄话“——


本不拟作长书,不知不觉又写长了。昨日半夜里梦醒之间得诗二句,另纸写奉。我生平送你的诗不少,却总说不出你我二人感情之实况,因这我总不惬意,诗稿或有或否也毫不在乎。这两句用你的口吻来描写我,把我写像了(我想是非常像,你道如何?)就把这“双感情“也表现出来了。近虽常和圣陶通信,却不敢写给他看,怕他笑。只可写给您看看,原笺请为保存。上面的款识,似青年时所写,然已八旬矣……

 

——润民谈你近况已悉。早办手续,早些出院,就是我的希望。此外别无所嘱。你前信说“度日如年“,我现今当说,一日三秋盼君如岁矣!

 

两个月后,夫人出院回家,俞平伯终于长出了一口气,终日服侍,不离左右,端茶递饭,以至倒便盆,也由他包揽。看他拖着行动不便的腿走来走去,儿女们真想上前去帮一把,却根本插不上手。

 

1982年2月7日,当夫人平静地离去时,俞平伯就在她身边。他在日记中写道——


高龄久病,事在定中。一旦撒手,变出意外。余惊慌失措,欲哭无泪形同木立,次晨火葬,一切皆空。六十四年夫妻,付之南柯一梦。

 

5





梁思成与林徽因


1950年2月,梁思成、陈占祥联合上书《关于中国人民政府行政中心区位置的建议》,史称《梁陈方案》。

 

《梁陈方案》是一份全面系统的城市规划设计建议书,所包含的内容正是世界最先进城市发展的科学理念。

 

这也是两位经过完整系统西方教育的中国建筑师的呕心沥血之作,也是他们奉献给古都北京的一份未来发展的蓝图。

 

《梁陈方案》的理念超前了半个世纪,不被采纳甚至遭到批判。

 

1954年冬天,是林徽因生命中的最后一个严冬。在扑面而来的批判大潮面前,梁思成病倒了。陈占祥和王栋岑(原“都市计划委员会”秘书长)赶去探病,已经病入膏肓的林徽因强撑着起来迎客。她用生命中最后的能量,当面向王栋岑驳斥对梁思成的种种批判,为丈夫和自己做了犀利而无畏的辩护。

 

她对王栋岑说,你们拆的古董至少有八百多年历史,有一天后代子孙懂得它们价值之时,你们再建的就是赝品,是假古董。那一天会来的!她还谈了许多对批判“大屋顶”的不同意见。思路之清晰,锋芒之锐利,还有那不减往日的所向披靡之气势,完全不像个距生命尽头只有几个月的垂危病人。

 

在此之前,郑振铎曾请文物界名人在欧美同学会聚餐。席间郑振铎对乱拆古建大为伤感,说推土机一响,老祖宗留下的文物就寿终正寝了。身为文化部副部长的他,对拆城墙是坚决反对的。在场的历史学家兼北京市副市长的吴晗却不以为然,说了许多“冠冕堂皇”的“官话”。

 

林徽因虽已病得弱不禁风,听后仍当即拍案而起,点着吴晗鼻子,疾言厉色,怒斥的声势如击鼓骂曹。

 

1953年8月,北京市召开文物建筑保护问题讨论会,由吴晗主持会议。林徽因在会上发言:“北京的九个城门是对称的,如一旦破坏,便不是本来的基础了。再如天坛,只保存祈年殿,其他都拆掉,也不是保存文物的办法。”“艺术从来就有两个传统,一个是宫殿艺术,一个是民间艺术,后者包括一些住宅和店面,有些手法非常好,如何保存这些是非常重要的。”

 

吴晗的回答是:“在处理中应尊重专家的意见 ,但专家不能以为自己的意见必须实现。”

 

林徽因的疾恶如仇、才高如天,人称“她的敏捷锐利,鞭辟入里,不是不让须眉,简直是让须眉汗颜”。

 

她的早逝,也许是她的造化。她是个多么率真的性情中人,敢怒敢言,快人快语,从不会审时度势,曲意逢迎;若碰上1957年及以后的运动,她的遭遇不可想象。

 

 

6



梁氏夫妇与小女文蔷


梁实秋与程季淑

 

抗战胜利后回到北平,一日梁实秋的父亲问起儿子,翻译莎氏全集进展如何。梁实秋很惭愧,因为抗战八年他只译了一部。父亲嘱咐儿子:“无论如何,要译完它。”

 

梁实秋后来说,我就是为了他这一句话,下了决心必不负他的期望。

 

1965年2月,梁实秋在信中告诉小女文蔷:“……全集大概可在我66岁那年问世。这恐怕是我所能做的最大的一项贡献。……我心里的满足非言语所能表达。有时我真恨莎士比亚为什么要写这么多!“

 

文蔷说——译到最后几本,父亲感到最苦,因为比较难,而且偏僻,趣味较少。“硬着头皮,非干不可“,这是他的话。经过这最后一年的冲刺,终于在预定的年限内大功告成。

 

在台湾地区,这是第一部由一个人译成的全集。

 

梁实秋最为感动的有两件事——


一是在庆祝会上,谢冰莹女士致词:“莎氏全集的翻译之完成,应该一半归功于梁夫人!”

 

一是《世界画刊》的社长张自英先生在梁家书房壁上看见季淑的照片,取去,刊载并加注明:“这是梁夫人程季淑女士——在四十二年前年轻时的玉照,大家认为梁先生的成就,一半应该归功于他的夫人。”

 

梁实秋——


我没有忘记翻译莎氏戏剧,我伏在案头辄不知时刻,季淑又不时地喊我:“起来!起来!陪我到院里走走。”她是要我休息,于是相偕出门赏她手栽的一草一木。我翻译莎氏,没有什么报酬可言,穷年累月,兀兀不休,其间也很少得到鼓励,漫漫长途中陪伴我体贴我的只有季淑一人。

 

季淑容忍我这么多年做这样没有急功近利可衅的工作,而且给我制造身心愉快的环境,使我能安心的专于其事,一个妻子对于她的丈夫之如此重要。

 

妻子程季淑离世后,一次,梁实秋在与小女文蔷闲谈中,论及“廉”字,他说:“一个男人能不能抵抗得住金钱的诱惑,很大一部分要看他妻子的德行。你母亲比我强,她支持我,鼓励我,使我向上。我感激她。”

 

7




萧乾与文洁若

 

萧乾和文洁若两人开始交往的时候,洁若曾听到多位好心人的劝导和“忠告”,因为萧乾有过三次离婚的记录,而洁若则是一位从清华大学外语系毕业不久的单纯女孩。文洁若感谢大家的善意,但她仍然作出了自己的决定。其间有一些重要的东西吸引着她,首先是萧乾的学识和才华,再就是他的坦率和诚实———萧乾明白地告诉她,在婚姻生活中,他曾经遗弃过一个人,也两次被人遗弃。

 

萧乾在晚年撰写的回忆录中有如此的记述:“我这回要破个例,把这本书献给和我共过患难的文洁若。整整二十二年,她为我遭到白眼,陪我扛过枷。我流徙期间,三个孩子都还幼小,她毫不犹豫地挑起生活担子。更难能可贵的,是她从未对我丧失过信心。倘若没有她,我绝活不到今天……”

 

文洁若也有自己的由衷心语———“我一生只做三件事:搞翻译,写散文,保护萧乾。”

 

婚后三年,灾难频生。右派,下放,“文革”、批斗、劳改,萧乾这个未带地图的旅人,一任命运的拨弄,无法确立自己的人生之旅,曾愤而自杀,以抗上苍。所幸,萧乾命大福大,死而复生,又是文洁若那双手抚平了他心灵的创伤,使得萧乾在垂暮之年勇攀他的人生事业之巅。冰心老人在谈萧乾晚年成就时说:“最称心如意的还是他终身有了一位多才多艺的终身伴侣;他们志同道合,他那一颗炽热漂泊的心,终于有了一个最温馨、最妥适的安顿的地方。”

 

我们该不该相信地老天荒?带着这个问题,我与文洁若老人进行电话探讨,老人没有直接回答我,只是说自己一直很忙,忙着整理萧乾生前的文章,一本本地修订、出版。那个走南闯北的人终于累了,他走了,走了很多年,但是,她不忍他的离去,她要让他更长久地活在中国的大地上,活在人们的心田里……

 

什么是地老天荒,我以为,这种爱情与精神的延续,应该算是地老天荒。

 

8



钱氏夫妇与女儿钱瑗



钱锺书与杨绛

 

杨绛——

钱锺书沦陷在上海的时候,想写《围城》。

 

我从来把锺书看得比自己重。

为了省俭,我兼做灶下婢。《围城》足足写了两年。

 

每天晚上,他把写与的稿子给我看,急切地瞧我怎样反应。我笑,他也笑;我大笑,他也大笑。有时我放下稿子,和他相对大笑,因为笑的不仅是书上的事,还有书外的事。我不用说明笑什么,反正彼此心照不宣。

 

杨绛——

 

风和日暖,鸟鸣花放,原是自然的事。一经号召,我们就警惕了。我们自从看了大字报,已经放心满意。上面只管号召“鸣放”,四面八方不断地引诱催促。我们觉得政治运动总爱走向极端。我对锺书说:“请吃饭,能不吃就不吃;情不可却,就只管吃饭不开口说话。”锺书说:“难得有一次运动不用同声附和。”我们两个不鸣也不放,说的话都正确。

 

我们读书,总是从一本书的最高境界来欣赏和品评。我们使用绳子,总是从最薄弱的一段来断定绳子的质量。坐冷板凳的书呆子,待人不妨像读书般读;政治家或企业家等也许得把人当作绳子使用。

 

短篇小说集《人.兽.鬼》,是钱锺书于抗战胜利后出版的第一个集子,由上海开明书店1946年4月初版。

 

在两人留存的样书上,钱锺书写下——


赠予杨季康

绝无仅有的结合了各不相容的三者:

妻子、情人、朋友。

钱锺书

 

杨绛如是说——


谈不上什么赞赏,可算是来自实际生活的一种切身体会吧。锺书称我妻子、情人、朋友,绝无仅有的三者统一体;我认为三者应该是统一的。夫妻应该是终身的朋友,夫妻间最重要的是朋友关系,即使不是知心的朋友,至少也该是能做伴侣的朋友或互相尊重的伴侣。情人而非朋友的关系,是绝不能持久的。夫妻而不够朋友,只好分手。

 

对待婚姻或者另一半的态度,就代表了对生活的态度。

本文章为作者投稿,作者:山佳

微信公众号【佳易博览】 ID:jiayibolan

长按识别二维码,一键加关注

本文编者微信公众号“民国文艺”介绍:那是一个大时代,那是一个胡适、林语堂、沈从文、鲁迅、齐白石、徐悲鸿、张爱玲、徐志摩、林徽因等群星璀璨、大师辈出的时代!让我们跟随着大师的足迹,一起领略那个伴随着清新壮阔的文艺复兴的民国大时代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