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大人物】光阴的故事 青春的记忆 ——听赵荣伦老书记讲述历史中的河北医科大学

河北医科大学2018-05-12 10:02:29

作者:网络中心 陈颖

  赵荣伦,满族,1928年4月生,辽宁省岫岩县人,中共党员。1948年考入河北省立医学院医学系本科学习,1953年8月由学校选送入卫生部委托中南同济医学院举办的全国解剖学高级师资班学习,1954年仍按河北医学院本科六年毕业,毕业后留校担任解剖学教研组教学工作,1955年起兼任教务行政工作。1981年起先后任河北医学院副院长、党委书记、解剖学教授。主编出版《河北医学院院志》。曾兼任河北省高等教育学会理事、高等学校管理学会副理事长、河北省医学教育学会理事长、《河北医学院学报》顾问等职。

  当时间回到68年前的1948年,那时正值全国解放前夕,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相继打响,在这大决战的一年里,中国的土地上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在这一年,赵荣伦老书记方满二十岁,还是一个高中毕业的青年学生。在命运的安排和同伴的推荐下,他毅然进京参加高考,并考取了河北省立医学院医学系。老人口述的校史就从这个时候开始讲起。

恰同学少年:遥想当年在本四班的日子

1948年在天津入学时的赵荣伦

  “我是四八年考入河北医学院的,当时是医学系医学专业六年制,在天津入学。那年学校招生名额是50名,实际入学可能是38个人,我们班叫本科第四班。”就这样,年轻的赵荣伦在这所中国创建最早的西医院校里,开始了自己本科六年的求学生涯,也开启了与学校一生不解之缘。

  抗日战争胜利后,停办九年的河北省立医学院在1946年方在保定艰难复校,又于1947年迁到天津继续办学,因此等到1948年9月,赵荣伦和同学们准备入学的时候,学校办学条件尚不完善,没法安排宿舍,新生难以入学。为此,求学心切的同学们委派代表到学校请愿。赵荣伦老书记回忆道:“学校后来想了个法子,在原住校的老生宿舍里,一个屋加两张床,把本四班的学生分散开安排,这才入了学。”他接着慢慢回忆起来,“那时,学校一共只有化学和解剖两个实验室。所谓解剖实验室其实也就只有几具尸体。教师也很少,我记得那时教化学的教授叫于一峰,是副教授。解剖学的教授是张岩。在生活方面,困难学生有救济金,标准是每月三人两袋面,面是澳洲面粉,一袋是100斤,平均一人不到70斤。”

  1949年1月15日天津解放以后,河北省立医学院被天津市人民政府接管。同年4月,学校归华北人民政府卫生部领导,校名改称河北医学院。9月归河北省政府领导。11月,医学院党组织公开,成立了党支部,学生生活也有了新面貌。赵荣伦老书记感慨地说:“困难生都能评人民助学金,助学金是折食发小米,分三个等级,甲等85斤、乙等75斤、丙等65斤。我第一次评上的是85斤,第二次评的时候我自动降低到75斤。”说到这里,赵老书记还讲述了同学们的趣事,“当时学生伙食是学生自己管理,方式是每个班推选一个伙食委员,组成伙委会,推出主委。钱都交到伙委,由他管账,主持操持这一个月吃什么,买什么菜,然后全校各班再汇总到主委,由主委组织食堂炊管人员实施。小米干饭,一个月估计2/3时间吃小米,1/3时间吃细粮。细粮主要是面条馒头,大米饭较少。早上基本上是小米粥,每人一个馒头就咸菜。中午小米干饭,有一个菜。月底如果亏空就没菜吃了,如有结余那就吃顿炸酱面,算是改善生活了。那时候平时食堂是吃包饭随便吃,不像现在得拿卡买。解放前条件比较差,上课在西藏路,住宿在迪化道,吃饭在兰州道,有时候餐厅就是教室,饭桌清理以后就在那上课。”讲到新旧社会两重天,赵老就好像来了精神头,打开了话匣子,“解放以后,师生的精神面貌都非常高涨,周末学校搞业余活动,歌咏、舞蹈、快板、相声、演话剧等。组织演过一个比较大型的外国话剧叫《夜店》,我在里面演一个配角叫帽子刘。还排演话剧《红岩》,演主角许云峰的是李恩。西藏和平解放时,大家大半夜都爬起来,上街打腰鼓庆祝,我也跟着一起打。”

赵荣伦老书记的毕业证

  经过了六年的学习,本科第四班在保定毕业。赵荣伦老书记介绍情况说:“五四年,本四、本五两个班同时毕业,我们毕业的时候一共是26个人,为什么这么少了?退学的、转学的、去世的,实际上当时我们医学系也就剩这么多人了。那会儿学校缺人,大概留校的有十几个。”他找出一本1986年4月由校友联络处编印的《河北医学院同学录(第一集)》,打开本科四班那页,用手依次指着人名单回忆,“留在二院的有郝德运(外科)、吕大劳(放射科)等,后来这几个人都外调了;留在三院有斐琇,这后来是内科传染病专家,担任过院长,邱学溦这是儿科的专家;留在四院的也多,像后来当过院长的杜喜群、留肿瘤科的鲍佩瑜、妇产科的胡绍果。本科第五班留的人更多,像张国政、张朝佑等。”

  本四、五班在校部分同学合影 1964.10.11石家庄


当时的同学录


大师的风骨:对“火车教授”和张岩的印象

  解放前在保定时,河北省立医学院的师资力量很薄弱,不仅没几个专职教师,兼职教师还都得从北京、天津聘请,即所谓的“火车教授”。这些教授一般来校只能讲一到两次课,最多也只能讲一个单元。解放前有一阵儿,从北京到保定的火车时通时不通,学校没法上课,只好搬迁。搬到天津特别是解放以后,教师队伍不断壮大,“火车教授”就不多了,还剩下的主要是张岩和余兰园。赵老回忆道,“那时张岩是北京石景山钢铁厂医院的院长,他一般是星期六晚上坐火车到天津,星期天上一天课,上午四节、下午四节,晚上再坐火车回北京。余兰园是著名的生化学家,是北平大学化学系主任、教授,但是她到天津后在西藏路住过一段时间,停留的时间较长。”等学校再次搬到保定后,“火车教授”的传统仍有保留和延续,聘请的教授主要还是天津中央医院的临床教授,像内科专家朱宪彝,外科专家万福恩等。

  在赵老书记的印象里,“‘火车教授’医学水平都很高,讲课效果也非常好,很有特点,像余兰园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公私分明。他批改讲义什么的,用公家的墨水,个人写信就用自己的墨水。”

  张岩,从事人体解剖学教学50年,是我国解剖学界德高望重的学者。他所编写的《人体系统解剖学》,是我国解剖学界的重要大型参考书。赵荣伦老书记在学生时期曾经听过张岩教授的课,提起自己的老师,他充满了感情,“张岩在治学上很严谨、认真、肯下功夫。讲解剖课,中文、拉丁文的名词一齐念,不拿课本,也不拿讲稿,非常熟练,还画图。后来等我们教书的时候,都是事先画好了图,到上课的时候往黑板上一挂,指一指。他是在手里攥个小纸片做为草稿,到黑板上现画,一边画一边说,那叫一个本事。张岩教授在德国留学时学过制标本,标本制作很拿手。有一套胚胎发生的模型,是他拿石膏做模型,再喷颜色亲自做的,现在还保存着。” 张岩教授是全国著名的解剖学一级教授,趣闻轶事也是不少。赵荣伦老书记笑着举例到:“张岩,像他那名字似的,严肃、严格,常板着脸,跟人不言语,来的助教可能好几年还认不得。记得有次我们在教室里上课,有个传达室的老师拿了一份电报,急着找一个学生,不敢进屋就在门口那晃。他看见了,就给轰出去了。解放以后,他成了学校的专职教授,特别是学校又搬到保定以后,他就住在保定。张岩教授有个生活习惯,早起先到办公室写字,写完了以后回去吃饭,吃完饭再到办公室。”让赵老印象最深的还是张岩教授编的书,“我们用的那个教材《人体系统解剖学》,是他在贵州安顺大营当国民党军医的时候编的第一版书。他在贵州实际测量了好多标本,所以他那书有个独创性,就是骨学部分的测量数据是中国人的。在解剖学界,他是一个了不起。”说到这里,赵老不由地竖起了大拇指。他接着说:“到保定以后张岩编写出版了第二版书,编书时他的技师戴子祥帮他整理来往信件和资料。张岩教授85周年诞辰,学校为他开了庆祝会,那时候我是学校党委书记,不仅给他开了,陈林堂等几位老教授也开了。”

两次富搬家:从天津迁到保定又到石家庄

 1949年9月,河北医学院划归河北省政府领导,成了河北省属的院校。1951年省政府决定将学院迁回保定。谈起1952年学校搬到保定以后的情况,赵荣伦老书记笑了起来,“这两个城市的生活水平和文化气氛大不相同。我印象特别深刻的是当时到了保定,还有的教师从天津买草纸,买酱油。原来在天津时开会前是放流行歌曲,在保定头一次开会,把我们圈到大院里,放的是河北梆子。”说到这里,赵荣伦老书记话语一转,“学校从天津搬到保定,师资队伍有所流失,可是学校硬件好了,有所发展。当时在保定北关,就是现在河北大学的位置,学校新盖了教学楼和宿舍,实验室也是按照学科要求建的,各方面都比以前好。学校对面还建了附属医院,当时是250张床位。现在一听,心里肯定得觉得医院怎么才有250张床,太少了。但在那时候对于我们而言可是个不小的进步,终于盼来了自己的实习医院。想想我们在天津的时候,见习实习是在天津中央医院、纺织管理局医院、传染病医院,可就没有自己的附属医院。”河北医学院附属医院是在学校迁到保定的当年建立的,那一年是1952年,正值赵荣伦老书记读大学五年级,他有点庆幸地说:“课在五年级的后半年大部分上完了,我基本就在附属医院实习,做临床工作,管病人、写病历。”

  在保定建校四年以后,1956年省政府再次决定河北医学院由保定迁往石家庄,并开始在石家庄兴建新校舍和附属医院。其中缘由赵荣伦老书记是这样讲述的:“五八年搬石家庄有两个原因,一是河北省政府迁到了石家庄,省里要一个高水平的医院和一批高水平的医生。二是当时石家庄人口比保定多,石家庄有三十几万人,保定大概只有十几万人,而医学院和医院的发展跟人口多少有很大的关系,人口少门诊量就小,学生没法实习,医生也看不了几个病人,医疗技术很难提高,人口多就不一样。”当时搬迁的情景,赵老还记忆犹新,“学校搬石家庄时没有阻力,打包装箱,大家都亲自参加。东西大部分是从石津运河运的,石津运河的船比较大、平稳、运价低,比火车运好。从保定南关上船,直接就能运到了石家庄。”1958年8月时,新建的附属医院竣工,设有病床800张,原保定附属医院全部人员和设备均迁于此,称为河北医学院第二医院。同月,河北医学院全部师生和设备也一并搬迁完毕。搬到石家庄后学校又有一个大发展,赵荣伦老书记如数家珍的列举:“先是建了第二医院,病床达到了800张,之后又陆续接收了石家庄医士学校附属医院,改名叫第三医院,接收了纺管局医院,改名为第四医院,结核病医院(现石家庄胸科医院)也给接收过来了,学校共有四个附属医院了,扩大不少。那个时候学校自己的专职教授也都逐步成长起来,像刘震华、张毓德、杨集祥等都成了学科带头人。”的确,解放以后学校的搬迁和解放前不同,不再是迫于战争对办学环境的摧毁和客观物质原因的艰难而无法为继、不得不搬。解放后学校的搬迁,是响应政府的号召,是国家建设的需要。老话说“穷搬家富挪坟”,可那是旧社会了。在共产党领导的新中国,我们学校却是“富搬家”,每搬一次学校就扩大一次。

  赵荣伦老书记口中讲述的历史,告诉我们:河北医科大学以及每一个河北医科大学师生的前途和命运,都是与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和命运密不可分、血脉相连的。国家民族和平富强,学校个人就稳定壮大。国家民族苦难衰弱,学校个人就颠沛穷困。赵荣伦老书记口中讲述的历史,还告诉我们:正所谓少年强则学校强,学校强则中国强。虽然条件艰苦、历经坎坷,可是我们学校的齐清心老院长,即使没有办学条件,搬去天津、借来校舍也要办学;赵荣伦老书记和同学们没有宿舍入学,派人请愿、挤凑拼住也要上学;学校的教师队伍缺少专家教授,火车拉来、外院聘来也要开课。河北医科大学和她的每一个师生,栉风沐雨、砥砺前行,携手走过重重曲折,坚韧精神信念不倒。正是这些最可敬可爱的前辈们,呕心沥血、齐心聚力书写出了河北医科大学的历史,而河北医科大学这所百年老校也必将在一代又一代医大人星火相传、拼搏进取中创造出属于我们这个国家和民族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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