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庄:一座曾经感动过上海的学术重镇

上海滩杂志公众号2018-11-08 14:38:37

每块石板都留下了大师的脚印


走进李庄的那一刻,我的心情相当复杂。想象着七十多年前,这里该是何等的“风光”——小街上行走的都是些星光灿烂的大师:傅斯年、李济、吴定良、董作宾、梁思成、童第周,还有英国著名学者“中国通”李约瑟博士和美国学者费正清……可以说,这里的每块石板都留下了大师的脚印。

从川南旅游名城宜宾出发,再奔19公里就到了市郊李庄。今天,这个地处长江南岸的小村落人口仅有1.2万人。说起来,李庄实在是历史悠久,春秋战国时即为古僰人聚居地,属古僰国、僰侯国地。南朝梁武帝太清二年(548年)置南广县,治设今李庄。明朝末年,张献忠滥杀无辜,使四川境内十室九空,后来才有了“湖广填四川”的移民潮。李庄坐落在江边,应该是一个不错的移民点。慢慢的,这里又恢复了生气。

1940年秋天,抗日战争进入最为艰苦的阶段。南侵日军强渡汩水,侵占长沙等城市,并从宜昌和长沙进逼陪都重庆,大后方岌岌可危。10月,日机疯狂轰炸昆明联大,给人员和财产造成重大损失。在昆明的中研院史语所、社会所和中央博物院等单位准备另迁他处,同济大学的建校计划立刻停止,决定迁往四川腹地。

同济大学先向李庄试探,李庄当地官员与乡绅(其中包括哥老会)紧急商议后即回电:“同大迁川,李庄欢迎,一切需要,地方供给。”与此同时,傅斯年也在为中央研究院史语所、社会学所、体质人类学所等单位的搬迁而思虑,他要寻找一个“地图上找不到的地方”。于是,李庄以它的山川形势、纯朴民风,进入了傅斯年的眼帘。

1941年,李庄各界庆祝中央研究院成立13周年


这年秋天,国立同济大学、中央研究院、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中央营造学社、中国大地测量所、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等高等学府、研究机构开始陆续内迁李庄,直到抗战胜利后的1947年才陆续回归原地。在路途险峻、交通工具简陋及难民如潮的情况下,内迁的曲折艰险,不难想见。比如1943年3月,有一辆运输同济大学测量仪器的货车在贵州威宁附近翻滚到沟底,损失惨重。再比如1940年11月,史语所140箱公物抵达宜宾后,装上民生运输公司的一艘驳船,驳船从泸州转运宜宾时竟失重倾覆,一大批珍贵书籍付诸滔滔。

因为日寇侵华所导致的中国知识界一次群体性的南渡西迁,遂使李庄一度成为现代学术史上与重庆、昆明、成都并列为中国四大抗战文化中心的重镇。正如李庄的“发现者”岱峻先生(四川作家、学者,《发现李庄》的作者)所言:中国大地的广袤民间,永远像一处温情无限的林地,总能在艰难时世中,为犹如惊弓之鸟的文化人撑起一方祥和的浓荫。

人体解剖课一度引起村民恐慌

张家祠堂是李庄望族张家的宗祠,位于李庄羊街江畔,建于清道光年间。祠堂下厅房挂有包弼臣手书“张氏宗祠”匾额、清代两江总督张之洞书写的“宏我汉京”匾额。在祠堂一侧的小院子里有一个大花坛,原先是一个水池子。据居住在这里的老乡说,当年同济大学的医学院就驻在这里。

当地人称南迁的师生为“下江人”。当时,同济医学院在教学时有人体解剖课程,史语所和体质人类学所都藏有大量人体骨骼,还有殷墟出土的头骨,以及搜集来的近代人胫骨、股骨,中国营造社还要测量古墓……这些“下江人”的举动曾一度引起村民的警觉。有一次,一个泥木匠在修葺屋顶时揭开瓦片往下一看,发现祖师殿里师生们正在上解剖课,几十个学生围着一位外籍教授看得津津有味。当那个洋人举起一把手术刀在尸体的肚子上划了一刀,内脏嘟地一下都翻出来时,这个泥水匠吓得差点从屋顶上摔下来。不久村里人就传开了:“下江人”在杀人吃肉。

一时间人心惶惶,有些村民看到师生就一溜烟地逃跑,还有些村民点燃柏枝或扎草人跳傩舞驱鬼,甚至准备用武力驱逐学生。校方见状,趁6月9日中研院成立十三周年纪念日之机,联络中研院、中央博物馆及中国营造学社等,在张家祠堂举办了一次包括有北京人头盖骨和恐龙化石及青铜器在内的科普展览,连美国学者费正清也赶来以壮声势。董作宾、李济、凌纯声、梁思永等分别担任讲解员,让绝大多数文盲、甚至一辈子活动半径不超过十公里的李庄人大开眼界。同济大学医学院还展出了人体解剖用的骨骼和图表等。工学院拿出了据说是当时远东唯一一台航空测量校正仪。

慢慢的,村民们增长了见识,消除了疑虑,看到“下江人”也不怕了,有不少村民还去学者家中帮佣或抬滑竿,傅斯年的家佣龙嫂后来甚至跟着他们去了台湾。

上世纪40年代,傅斯年、梁思成、李济、李方桂在李庄板栗坳

人体解剖课一度引起村民恐慌

李庄有一条狭窄而宁静的小街名叫羊市街,明清时为牛羊交易市场,位于李庄镇军民街口栅门外侧,除巷首处有一规模不大现已改作民居的文昌宫外,另有刘、胡、王家等数个民居四合小宅院。石门坊上所刻对联,内容或为家训、或为写景、或为抒怀,均耐人寻味。这里曾经是同济大学女生宿舍。电影演员祝希娟的童年就是在李庄度过的,因为她的父亲祝元青当年在同济大学附设高级工业学校任校长。

按国民政府的规定,战时知识分子所拿到的薪金只有战前的十分之一,加上物价飞涨等因素,他们的生活质量大打折扣。因此,那时李庄的学者和师生,无时不处于饥寒交迫和日机轰炸的威胁之中。董作宾在一封书信中提及1942年的情形:“是的,从云南搬来一年又八个月,你看,物价又上涨得多么凶。柴五倍,米六倍七倍,面、糖、肉八倍,肥皂九倍,饼干十倍,都是日用必需之品。至于布,以阴丹士林为例,初来时两块钱一尺,现在已经涨到十八块了。……肉,是饭桌上不常见的东西,如果有一家杀只鸡或买一条水鼻子,甚至大伙食团吃一顿炸酱面,那简直是山村里最重要的新闻了。”

据傅斯年的侄子傅乐成、弟子屈万里回忆,傅斯年在生活最困难时,每餐只能吃一盘“藤藤菜”,有时只喝稀粥。实在接济不上就卖书度日。梁思成、梁思永兄弟受疾病威胁几乎濒于绝境,以至傅斯年不得不放下身段向朱家骅写信,祈其向陈布雷、蒋介石转达求援之意,信中饱含的惜才怜士之情,至今读来令人动容。而林徽因的肺病越来越严重,很多时候只能躺在床上,大口大口地咯血,但仍然顽强地承担了《中国建筑史》全部书稿的校阅,并执笔写了五代、金、辽、金部分。

1942年,受美国战略情报局的指派,费正清来到中国,在陶孟和的陪同下走进李庄,亲眼目睹了中国知识界的日常生活后,将百般感触写进了他的《费正清对华回忆录》中:“……傍晚5时半便点起了蜡烛,或是类似植物油灯一类的灯具。这样,8点半就上床了。没有电话。仅有一架留声机和几张贝多芬、莫扎特的音乐唱片;有热水瓶而无咖啡;有许多件毛衣但多半不合身;有床单但缺少洗涤用的肥皂;有钢笔、铅笔但没有供书写的纸张;有报纸但都是过时的。你在这里生活,其日常生活就像在墙壁上挖一个洞,拿到什么用什么。别的一无所想,结果便是过着一种听凭造化的生活。我逗留了一个星期,其中不少时间是由于严寒而躺在床上。”

1941年,林徽因与女儿再冰、儿子从诫在李庄上坝家中

学者们在艰难困苦中完成了许多扛鼎之作

时穷节乃见。抗战时期,中国知识界群体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自觉担当。对于蛰处李庄的学人群体来说,尽管亦有如考古学家吴金鼎等人投笔从戎参加战地服务团和同济学子慷慨从军等悲壮之举,但更多的则充分体现出了胡适所倡导的“健全的个人主义”——“救国的事业须要有各色各样的人才,真正的救国的预备在于把自己造成一个有用的人才。”时局的纷扰,外敌的压迫,更增加了他们问学的热情,培育了他们钻研的能力。

梁思成、童第周、董作宾、董同龢、李方桂、马学良等在某一方面研究的领军人物,都是在物质极度匮乏、身体状况非常羸弱的情况下,进行田野考古或独立研究,完成了开山之作或扛鼎之作,奠定了某一学科的基础。甚至像李济,战争与疾病夺去了他的两个可爱的女儿,但他仍没有耽搁殷墟考古整理与研究。

国难当头、战火纷飞的时代,知识界勇于为学术献身,自觉担当起传承民族文化之使命;另一端的普通民众,也对知识界表现出惯有的尊重与礼遇。乡绅这个阶层亦儒亦民的身份,使他们在沟通民众与知识界时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哲学家贺麟1946年在昆明为自己的名作《文化与人生》作序时就说:“八年的抗战期间不容否认的是中华民族历史上独特的一个伟大神圣的时代。在这期间,不但高度发扬了民族的优点,而且也孕育了建国和复兴的种子。”

李庄曾感动过上海,历史将永远铭记李庄。

李庄抗战文化陈列馆外景




本文选自《上海滩》杂志2018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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