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人桂叔

飞短留长2020-04-04 07:10:17

这是我们的第3飞短留长


“旅客朋友们,我们已经到达首都国际机场,Welcome to China!” 空姐的声音让我从时差的困意中醒来。我下意识地看看左手那只已经生锈的西铁城手表,才意识到它早已停摆几十年。我尴尬的笑笑,掏出口袋里的iphone 7,确认了一下这个被雾霾笼罩的城市其实正在朝阳的沐浴中。“桂叔,我们到了”,我轻轻念叨。

桂叔就在我身边,他穿着唐装,还扎着领带,笑眯眯地看着窗外。

走下飞机舷梯的时候,无数人都对唐装领带的桂叔报以异样的目光。好的,就像你好奇这只早已停摆的西铁城手表一样,我不介意在去往航站楼的摆渡车上用十分钟给你讲讲桂叔的故事。故事就像我这块表,早已停摆,可是却有一个还算拿得出手的过去。


“余扃牖而居。久之,能以足音辨人。” ——归有光《项脊轩志》

桂叔姓游,成长于六十年代的北京大杂院里。不同于四合院或者部队大院,大杂院最重要的特点就是“杂”,五湖四海操着各地口音的商人旅客来了又走,童年时的桂叔几乎每天在房间的门口玩耍。“久之,能以足音辨人”,桂叔后来摇着蒲扇告诉我,“比如东北人的脚步声很急,但步频很低,步子很大。而南方人步频很快,但脚步声轻……”

桂叔十九岁忽然去了美国。八零年代的美国对多数当年的国人来讲还是“亡我之心不死”的帝国主义老巢。没有人知道这个在国营商场当售货员的小伙子是怎么一夜之间到了大洋彼岸。而这一段也是桂叔人生经历中最吸引我的地方,偏偏桂叔对于这一点向来讳莫如深。总之,我2007年来美国留学的时候,认识的就是这个英文都说不利索的美国人桂叔,也是我在美国读书时的房东。

我相信和桂叔来历有关的,是他常年挂在床头的一只西铁城手表——我第一次见到那块表的时候,就已经不走字了。我不怀好意地试探,这块手表背后是不是有一个美丽的姑娘,桂叔总是摆出一副要把我轰走的架势说着,“不懂别瞎说,谁没年轻过啊!”我不知道姑娘是不是真的,但相信桂叔的情感是真的,因为你能想象到人陷在回忆里的表情。

我不知道桂叔是怎么来的美国,可桂叔却常会和我讲他到了美国之后的见闻。


“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 ——陶渊明《归去来兮》

其实桂叔压根就没打算在美国常驻,刚到美国的时候,就制定了“学英语”->"泡洋妞"->"衣锦还乡”的美利坚三部曲。“这儿特么又脏又乱,比姆们北京差远了”。桂叔叨叨这句话的时候已经在美国待了将近30年。当时是2013年的春天,我在桂叔费城的家中蹭饭。东海岸的樱花在窗外慢慢飞扬,电视里正放着电影《中国合伙人》。

“那后来怎么就‘一去三十年’了呢”?我好奇的问。

桂叔沉默了。夹了一筷子的炸酱面悬在半空,黄晓明饰演的程冬青的女朋友从美国打来越洋电话要和他分手的桥段。我看着桂叔入神的眼睛,依稀想起桂叔跟我说过那个叫沈玉的女孩。

沈玉是桂叔在美国第三年遇到的中国留学生。当年桂叔美利坚三部曲中的“学英语”已经烂尾, “泡洋妞”尚未开工。他阴差阳错的认识了沈玉——那个年代在美国的华人非常少,相似的两个人很容易走到一起。沈玉的父亲是局长。对于从小在大杂院里长大的桂叔,甚至和局长司机说句话都需要洗把脸,能抱着局长的女儿聊理想人生,简直是太好了。1986年中秋,因为没有假期,沈玉没法回国,便来到了桂叔所住的公寓一起吃饭。

“你将来有什么理想吗?”两杯酒下肚的沈玉面色有些娇红。

“我的美利坚计划有三部曲”,桂叔豪迈的说道,“第一,学习西方优秀知识技术;第二,找寻自己的梦中情人;第三,师夷长技以自强。资源整合东西方优秀知识,报效祖国。”

桂叔后来跟我描述这三部曲的时候,我把喝了半杯的咖啡完整的喷了出来,因为我还记得这三部曲的原始范本:学英语,泡洋妞,衣锦还乡。

“是啊”,桂叔递给我一张纸巾,“尤其是资源整合这词儿,你说巧不巧,是我头天报纸上看的。”

“后来呢?”我好奇地问。

“后来……”桂叔靠在椅子背上长出了一口气,“我俩当天晚上就‘整合’了”。

就这样,桂叔的第三步“衣锦还乡”就无限期搁浅了。

公正地说,桂叔并不完全是因为红颜祸水才搁置了回国计划。沈玉并没有和桂叔走到最后。1993年,局长女儿沈玉最终还是和在海外留学的副市长儿子走到了一起,然后俩人又一起回国去了深圳,也许这才是现代意义上的“资源整合”。至于桂叔,真正让他的第三部曲搁浅的,则是他那几年和沈玉“整合”的结晶——那个和桂叔从小长大的儿子。


“年与时驰,意与日去,遂成枯落,多不接世,悲守穷庐,将复何及!” —— 诸葛亮《诫子书》

桂叔给儿子起名时煞费苦心,东方人重礼法,西方人重科学。所以他希望他的儿子能在此基础上兼东西方之所长,于是于“礼法”和“科学”中各取一个字,桂叔公子因此得名——游法科。

去年夏天,我和加州硅谷程序员法科·游同学在一家中餐馆吃饭,他熟练地用筷子夹着宫保鸡丁里的花生米,用英文告诉我,他一辈子最不能原谅的,就是这个父亲给他起的名字。

很难想象桂叔是怎样一个人把游法科带大的,但是从桂叔给我看的照片里总有一些端倪。照片里的桂叔带着咖啡色的墨镜,白色的衬衫整齐地塞进灰色西裤里。留着平头的小法科穿着白色的跨栏背心乖巧地挂在桂叔的脖子上。我看到那样的照片背景总是有些违和,觉得不应该是迪斯尼,白宫,自由女神像——可能换成故宫,天安门,北海之类的才更契合照片人物形象。

桂叔这种纯中式的培养方法让小法科在美国的环境中显得格格不入——在课堂上他总是无法融入讨论,在课下他总是那个沉默寡言亚裔男生。小法科开始变得敏感而孤僻。

而迟钝的桂叔直到小法科10岁的时候才察觉到这一点——那一年,小法科不再讲中文。无论是在中餐馆还是在家里,无论桂叔用怎样的中文和小法科对话,小法科总是坚持的用英文回答。而且,在这个10岁的孩子眼中,属于父子亲情的那一部分正在逐渐淡化。桂叔忽然想到他刚来美国的时候给自己定的“学英语,泡洋妞,衣锦还乡”三部曲,仿佛正在被小法科从头开始实践。

意识到危机的桂叔采取了自己的方式对抗儿子——他要带着法科回国。桂叔决定放弃美国所有的一切,把儿子名字中属于“法”的那一部分用最原始的方法带回来。

桂叔还记得他应该踏上回国班机的那一天。那座美国东海岸的城市中冬天露出了少有的晴天,当他把所有的行李都搬上了出租车时,抚摸着手腕上那块西铁城手表,盘算着回国之后的工作去向时,却忽然不见了小法科的身影。

桂叔本能地抬头看,发现10岁的小法科正面无表情地坐在那座已经被卖掉的小楼的屋顶上。他左手拿着桂叔的驾照和护照,右手若无其事地拿出一只打火机。在冬日阳光斜斜的光影下,几张燃烧的文件像划过天际的火球,瞬间击垮了桂叔。小法科冷若冰霜地烧掉了父子俩所有的身份文件,然后微笑着把万宝路打火机对准自己的黑色头发和黑色的眼睛。

桂叔左腿剧烈的疼痛,像一根面条,软软地倒在地上。

晴朗的天空忽然下起了雨,小法科的打火机没有打着——不过桂叔从此一生再没提过回国的事情。

"年与时驰,意与日去啊!”桂叔每每回忆这段往事,总是摇着蒲扇兀自唏嘘。我注意到,桂叔关于小法科的全部回忆多来自于自己的想象,而少了互动——因为小法科自从懂事起就再没讲过中文,他的英文桂叔听不懂,而桂叔的中文他也听不进。


“过河!过河!!过河!!!” —— 宗泽

游法科18岁去了加州理工读计算机,从此再也很少回家。而桂叔的回国梦似乎又可以重启了。可是他却没等到那一天——小法科自残抗议回国的那天,瘫软在地的桂叔后来被送进了医院检查,事实证明他的瘫倒不仅源于心理作用——在他的腿上还检查出了肿瘤。

这个肿瘤没能要了桂叔的命,却让这个一直心心念着中国的美国人再也离不开美国的医疗体系。他开始行动迟缓,他需要每一两周就去医院检查,他离不开医生开的各种药。桂叔跟我开玩笑说,那段时间是他在美国二十多年来英语进步最快的时间,都是和美帝医生斗智斗勇练的。

桂叔终于在2015年的秋天一病不起。那天我去医院看他,他示意我扶他起来,帮他照像。他用熟练的英文告诉美国医生,中国人都有个习惯,临死前要照一张好看的遗容照。他的装扮变得怪异——他戴上了那块西铁城手表,还套上了国内朋友寄来的唐装,又在唐装的外面打上了一条领带。照片里,桂叔笑得特别安详。像一个……老华侨。

桂叔死于照相之后的24小时。为别人活了一辈子的桂叔据说死的非常不安静,他用力地扭动着四肢,手刨脚蹬,似乎还有很多很多想做的事情没有做完。据大夫说,桂叔咽下最后一口气的时候,把床头的西铁城手表扒拉到了地上,不知是由于振动的原因还是怎么的,秒针竟然神奇地又转了两圈才停下。

作为桂叔生命最后的延续,我在桂叔死后按照他的吩咐去加州找到了游法科。彼时游法科已是硅谷一家科技公司中最年轻的高级工程师,他把名字中的“科”演绎得淋漓尽致。我按桂叔所说,把那块生锈的西铁城手表交给法科。他似乎知道这块手表的来历,一句话也没说,便又塞回给了我。

桂叔关于法科的第二道“遗命”是,法科如果不喜欢,可以把名字中的“法”去掉,留下一个“科”即可,从此改名游科。游法科听完之后想了想又拒绝了。我好奇地问他不是恨死了这名字么,他一字一顿地用很不流利的中文告诉我: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损伤。

这是我到目前为止唯一一次听游法科讲中文。“法”,“科”二字均得以保留。


无端更渡桑乾水,却望并州是故乡。 ——刘皂 《渡桑干》

我在首都机场的摆渡车上讲完桂叔的故事后,对面夹着公文包的大叔礼貌的笑了笑,又继续低头刷朋友圈了。而旁边一个带着绒线帽的小姑娘则不可思议地探过了头,盯着我手腕上那块桂叔留给我的西铁城手表,又看了看我夹着的那张桂叔唐装领带的照片,“好有意思的海外华人!”

虽然桂叔的身份早已是美国人,但我并不反对她的说法——因为连桂叔自己都不太认同自己是美国人这件事。比如我这次回国,就是奉桂叔遗命,执行一件俗不可耐的任务——叶落归根。桂叔临死前坚持要将遗体火化,并交代我洒在大杂院的土地上。

桂叔显然低估了北京建设的变化,别说大杂院,就连当年大杂院所属的崇文区都已不复存在。幸好摆渡车上那个戴绒线帽的小姑娘联系了我,她是个报社的新闻记者,对桂叔的故事很感兴趣,愿意帮我在网上广而告之。结果出乎我所料的好,由于桂叔那张唐装领带的照片的传播性,我竟然一下子拿到了几十个当年曾经在大杂院住过的人的联系方式——由于没有当年没有电话,很多人都只登记了原籍住址。

直到我今天写下这篇文章为止,我已经走访了不下一百人,都是当年在大杂院或长或短的住过的。有凉山彝族的少数民族,有深圳的房地产老板,有昆明的公交车司机,有东北的退休国企工人,还有陕西刚从地里劳动完的农民。他们绝大多数人都已不记得桂叔一家;有少数人记得,却搞不清桂叔的来历;当然还有的人,问我能不能给他们即将去美国读书的儿子写推荐信——如果我写,他们就告诉我桂叔当年的情况。每每遇到这样的人,我遍转身离开——我不介意以帮桂叔寻根为由背包走遍半个中国,除了包里桂叔的骨灰会让我半夜住在旅馆感到有些吓人。

最终的答案来自于当年桂叔在大杂院住的房子的房东朱阿姨。原来大杂院拆迁后,朱阿姨一家拿到了拆迁款,还分了北京三环的房子,又在2012年卖了北京的房子,全家移民了加拿大。我打越洋电话找到了她,这个在北京生活了四十多年的老太太用用混杂的中英文揭晓了桂叔的身份。

“游桂原名叫游归,那孩子压根就是美国人。他爹妈在美国生的他,两岁就带回国了。那会又反右又文革的,就没敢跟人提这茬。我是租房子看证件的时候孩他爹才悄悄跟我说的,说是等孩子一过了十八岁就让他回美国去。还有他家那块手表,从美国带回来的,也不知道怎么的一直比中国时间慢三四个小时,全家人还宝贝的跟什么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