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先勇:桂林米粉可是一绝

桂林人在北京2018-04-19 10:06:29

在机场送人时遇见白先勇先生,当时正重读他的小说,《台北人》和《纽约客》两本最喜欢,小说里的主人公大多因为空间的颠沛流离或是身份的多重变换而找不到归属感,这也是他自己生活轨迹的写照:出生桂林,后在重庆养病,又经南京、上海、香港辗转去台北,再去纽约和加州;出生于回族家庭,信奉伊斯兰教,后来却在天主教学校上学,晚年参透人生,倒像个佛教徒……他的一生都在漂泊,无论身还是心,最终既不是台北人,也成不了纽约客。


行李&白先勇


行李:白先生,我是重庆人。

白先勇:是吗?我太想念那里的麻辣味儿啦(笑)。


行李:我知道你在重庆嘉陵江边的李子坝短暂停留过,但你出生在桂林,只是不几年就来了重庆,很快又去南京、上海、台湾,再后来又去美国,在纽约和加州走走停停。好像一生都在旅居,你的作品也受你这种旅居生活影响。但我们今天就聊聊你的两本书吧:《台北人》、《纽约客》,这是我最喜欢的两本,也是写“浪游”味道最浓的。

白先勇:好的。的确,我一生都在走走停停,但台北和纽约可能对我的作品影响最大。


行李:这两本书都在讲迁徙的故事,从大陆迁到台湾,从台湾迁到美国,这和你自身频繁的旅居有关。但这些作品都在美国创作,对这种乡愁的体悟,是在台湾时就有了,还是后来在美国遇见文化认同危机后才有的?

白先勇:我在大陆的时间不长,十一二岁就离开了,那之前在桂林、重庆、南京、上海都生活过,但千万不要低估了一个小孩子的童年记忆,小孩子的眼睛就像照相机一样,啪啪啪照下来,这些图案都在心里存档了,不知道哪天就拼成一幅什么图案。我写的那些台北人、纽约客,其实在脑袋里存了很多年,只是没有一个机缘来组成一幅画。后来到了美国,最初完全不能写作,因为环境遽变,方寸大乱,无从下笔。但是慢慢的,有一种文化的撞击后,反倒对自己的文化有了比较的视野,于是有了更清楚的认识和反省,于是便开始了《纽约客》以及稍后的《台北人》。

行李:小时候的记忆储存起来,到了某个时期会从箱子底翻出来了,你好像一翻就收不了手了。

白先勇:对,我从此以后就往传统这边靠了。我一开始学的就是西洋文学,从小住的又是很国际化的都市,像上海、香港、台北、纽约,对于西方的文学艺术、绘画,当然有接触,也有刺激和灵感。但是从西方回头看自己,有另一种眼光,《台北人》里,那些人物都是我现在这样的年纪(65岁),这样的心境。

行李:你写《台北人》时才25岁呀。

白先勇:对,那时写65岁这个年龄的心境,我现在又倒过来去搞昆曲《牡丹亭》的青春版,好像返老还童了。《游园惊梦》里写美人迟暮,你念过我的小说,你知道,那是要历尽沧桑才能有的感觉,我没那个经验,但是我能感受到,写完整本小说我才31岁。


(最初诞生了昆曲的苏州,也是白先勇最青睐的城市。即使今天,这里的很多空间仍被用作昆曲演出场所:私宅里的水榭、已经列为世界文化遗产的园林、昆曲传习所及博物馆等。)


行李:你在国外想家厉害,但你说过,桂林、台北,都不是你具体怀念的场所。你想家时,脑中具体浮现的是哪里的景象?

白先勇:人们常问我哪里是故乡,桂林是我的原乡,这个原乡很奇怪,我在那里只待了6年,按理说,6岁多记忆不是很深刻呀。


行李:你《少小离家老大回》里提到很多桂林的山的名字,那边山多,很多小山峰都有名字,你竟然全都记得。

白先勇:清楚清楚的记得,什么鹦鹉山、斗鸡山、雉山、骆驼山、马鞍山、风洞山、独秀峰、老鹰山,通通记得。桂林山水太过奇特,山清、水秀、洞奇、石美,是人间仙境,别的地方都找不到。60年后我再回去时,走在乡下的石板路上,还是当年的石板路,因为路上牛粪的味道还和当年一样。再去看象鼻山,想起小时候,母亲率领我们全家夏天坐了船,在象鼻山下的漓江中徜徉游泳,从象鼻口中穿来穿去。这些东西几十年都不出现,但是回去的时候全都出来了。

行李:一个人无论怎么走,语言和饮食最难改,我看到你说写作时,心里默念的是桂林话。

白先勇:对,真是奇怪,我6岁就离开了,但这么多年,我的乡音也没有改,见了上海人说上海话,见了广东人说广东话,因为从小逃难,到处跑,学得南腔北调。在美国住了45年,又得常常说外国话。但奇怪的是,我写文章,心中默诵,用的竟都是乡音,看书也如此。语言的力量不可思议,最先学会的语言,一旦占据了脑中的记忆之库,后学的其它语言真还不容易完全替代呢。

行李:但是方言的节奏是很特别的,这种节奏有没有影响到你的写作?

白先勇:有的,比如《金大班的最后一夜》写上海的故事,我在心里讲的就是上海话。但是写桂林的故事,《玉卿嫂》和《花桥荣记》,心里讲的就是桂林话。


行李:饮食上呢?

白先勇:喜欢辣的嘛,现在还是喜欢川菜,我在美国的家里有很多辣椒、花椒,自己买的,还有朋友们从国内带来的。还喜欢桂林米粉,桂林花桥桥头从前有好几家米粉店,我小时候在那里吃过花桥米粉,从此一辈子也没有忘记过。桂林别的倒也罢了,米粉可是一绝。因为桂林水质好,榨洗出来的米粉又细滑又柔韧,很有嚼头。桂林米粉花样多:元汤米粉、冒热米粉,还有独家的马肉米粉,各有风味,一把炸黄豆撒在热腾腾的莹白的粉条上,色香味俱全。我回到桂林,三餐都到处去找米粉吃,一吃三四碗,那是乡愁引起原始性的饥渴,填不饱的。外面的人都称赞云南的“过桥米线”,那是说外行话,大概他们都没尝过正宗的桂林米粉。


(漓江的山水孕育了白先勇最爱吃的桂林米粉,这里大大小小的山名、水名,也频繁出现在他的作品里,并被翻译成不同文字,流传至全世界。)


行李:方言和饮食是乡愁,路名也是,台湾的路名都是以大陆地名命名的,有时走在大街上,就像走在一张地图上。

白先勇:对,台湾的路名有两个作用,最重要的就是怀念大陆,那时台湾很多地方都是把大陆的照搬过去,像圆山饭店,造型就像南京的建筑。大陆人到台湾去,缠缠绵绵几十年的乡愁,真是说不尽道不完。

行李:你的两本小说都以地名命名,台北人、纽约客。

白先勇:我在台北住了11年,对台北的记忆最深。至于纽约,几乎想到美国就是它,但是我在美国圣巴巴拉的时间最长,45年了,可是印象很模糊,虽然它很美,有天堂之称。


行李:那个名字也很好听,隐居山谷,Hidden Valley

白先勇:是很美,但是没有太多的感觉,主要是我对它没有文化上的定位。后来我想,为什么回来弄昆曲,为什么一听《牡丹亭》,整个魂都被勾去了?中国传统的文化才是我真正的故乡。这种感觉不是我独有,《牡丹亭》为什么激起华人世界这么多年轻人的狂热、激动?是因为触动了他们文化上的乡愁。我们过去的一个世纪,整个传统文化连根拔起,心灵上有种空虚,漂浮感。但昆曲使我们有回家的感觉,昆曲带给人的就是两个字,一个是美,一个是情。中国人如何表情?昆曲里都是表情,但是很含蓄。《牡丹亭》里的“惊梦”,两人眉来眼去二十分钟,多好看呀,那就是缠绵。沈凤英(杜丽娘饰演者)一出场,她每一动每一步,都是一副仕女图,中国式的美是这样子的。

行李:你小说里的文字简单流畅,从不用长句子,完全不像在西方待了几十年。

白先勇:对,我是刻意为之,欧化的句词一个都不要,那是学来的翻译体,不是中国人讲话的方式。中国有一套自己的说话体系和审美体系,比如昆曲舞台设计,你不可以把西方的音乐搬来这里,昆曲是象征,写意,抽象,抒情的,诗画的,西方是写实的,具象的,块状的,他们画画是一块一块,色块的,中国是线条的。这是两套体系,如果搬进来,视觉和美学上就会打架。


行李:《纽约客》里最后两篇“Danny Boy”和“Tea for Two”,其实有点世界大同的感觉,通过边缘群体的同病相怜,通过边缘人群与主流之间的互相关爱,好像出现了一种超越民族、性别、年龄的世界大同的爱,那两篇看得我很感动。

白先勇:文学和艺术最终的极限,就剩下一个字,人。人当然有很多属性,民族、身份、性别,但最后都是人性,文学的最高境界可能就是宗教。

行李:之所以出现大爱,可能是因为你把故事安排在纽约,纽约自己的根基没有那么牢固、强大,要是换做其他地方,可能没那么容易。

白先勇:一定的,我最拿手写纽约。纽约是很有趣的,它是世界的一个缩影,小宇宙,换一条街就是完全不同的文化。在那个地方,只剩下人与人的沟通。如果放到中国来,或者比较保守的地方,遭遇的困难一定很多。

行李:你把纽约说成了天堂。可能纽约因为年轻,反倒单纯天然,人和人之间没有很多背景属性,反倒容易有大爱。

白先勇:在美国不是没有问题,但纽约有这个好处。那个时候,人几乎到了一种宗教的境界,人与人之间互相的同情,从高往下的一种悲悯。


行李:我看《台北人》和《纽约客》前几篇文章,总觉得你像佛教徒,写到和父亲告别,生离死别,母亲病逝,深感人生之大限,天命之不可强求。可是在“DannyBoy”里,又觉得像基督教徒,但我知道你是回族人。你对宗教是怎么理解、怎么取向的?

白先勇:我生在回教徒的家庭,可是中学时在香港一个天主教学校上学,那是第一次接触西方宗教,也要念圣经,唱圣歌。对于佛教,是我个人慢慢觉得亲近,这一点我觉得可能跟看《红楼梦》有关,红楼梦对我影响很大,对我而言,它不是文学作品,而是一部佛经。我个人没有很坚定的宗教派系的信仰,但是我有一种宗教的情怀。我最大的不同就是,我能了解你的心怀,并用文字替你写出来。


行李:在美国的乡愁,有没有通过写作而得到化解?

白先勇:哈哈哈,化解很难,很难。我为什么到了退休这么大年纪又跑回东方来?我在圣巴巴拉那边很舒服,那边很漂亮,我可以看看书,写作,养花拾草,过一个安静的晚年。但是我对自己的文化有一种说不出的关爱,看着昆曲快没了,急得不得了。如果我们当时把宋词的音乐留下来了,那么多曲牌名,词意那么美,音乐一定美得不得了。可是整个宋朝人的音乐全没了,元杂剧也没了,昆曲是最后的遗产了,如果不去挽救,很快也没了。


行李:《纽约客》里“骨灰”一篇,最后写道“把火烧成灰,通通撒到海里去,任他漂到大陆也好,漂到台湾也好——千万莫把我葬在美国。”讲尽人老之后死无葬身之地,却又盼着落叶归根的悲凉,你在美国住了45年,现在还有落叶归根的想法吗?

白先勇:心灵上是对传统文化有皈依,我一听到《牡丹亭》就疯掉了,西方音乐我也喜欢,但是不同的,《牡丹亭·皂罗袍》一开始,“原来姹紫嫣红开遍……”一下子就触心境了,我心里也确实有落叶归根的想法。


行李:你讲的是心归,身归呢?

白先勇:在美国开不动车时也该回来了,美国没有别的东西,我舍不得我那一院子的茶花,种了六七十棵,我离开了茶花怎么办?茶花对我来说是很大的安慰,可能茶花是中国来的,隐隐之中还是乡愁。还有个巧合,茶园里有两棵非常漂亮的白茶花,是几十年的老茶树,开了上百朵。汤显祖晚年在他的家乡就有玉茗堂,玉茗就是白茶花,《牡丹亭》一出场就是“玉铭堂前……”你说巧不巧,汤显祖来给我托梦,让我替他还原,我是相信有这么一个几世纪的因缘的。

(在世界各地游荡了大半辈子,最后心归处,还是在中国人自己的传统文化:昆曲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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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行李

白先勇:是前国民党将军白崇禧的第五个儿子,1937年7月11日出生于桂林。那是“七·七卢沟桥事变”之后,抗日烽火燃遍大江南北,中华民族苦难深重的岁月。白先勇的童年便是在这样的大时代背景下度过的。1944年,长沙大火后湘桂大撤退,白先勇跟随家人离开桂林辗转到了重庆。此后,他在南京、上海等地生活了几年,1949年后迁居台湾。此一去便是半个世纪。1993年9月,应广西政协之邀,他第一次回到阔别半个世纪的故乡桂林。如同一只久离家园的归燕,他感到故乡的万事万物是那么亲切,魂牵梦绕的人事情景,让他超常的兴奋。2000年元月,应香港电台电视部之邀,参加《杰出华人系列———白先勇》的拍摄,再次回到桂林。与上次回桂林一样,白先勇一进饭店便问“有没有桂林米粉”,在漓江边恨不得一头扎进去,重温儿时光屁股嬉水的旧梦。

采访:Daisy

采访地点:北京大学

编辑:杨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