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习签到10:第十章 茅盾

文学考研2020-11-27 06:05: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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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茅 盾



一、开创新的文学范式


茅盾(1896-1981 年)原名沈德鸿,字雁冰。出生于浙江桐乡一个古老的文化气息浓厚的水乡乌镇,因地处杭嘉湖平原,距上海仅半天的路程,稻桑兼作,颇得近代经济发展的风气之先。“茅盾”,是他 1927 年发表第一篇小说《幻灭》时开始使用的,后来成为他最主要的笔名。


茅盾是现代文学第二个十年里极具代表性的作家。在小说领域内他将“五四”时期文学研究会“人生派”的现实主义精神接过来,加以发展,建立起在当时来说属于全新的革命现实主义文学模式。这样就把“30 年代”与“五四”划分开,成为另一个文学时代。“五四”文学的激情、它的张扬个性、离不开个人性的见闻感受的特质,被茅盾的大规模地、全景式地反映刚刚逝去不久的、甚至是正在发生中的社会现实,表现各种矛盾斗争中的阶级和人的创作气魄所代替。历史性的巨大内容、宏伟的结构、客观的叙述,以及不断创造时代典型的努力,都是建筑在他的精细观察和运用一定的社会科学思想对社会生活进行分析之上的。由于这种依靠理性分析来开拓形象思维的深广度的创作方法,从典型环境来解释并塑造典型人物,在戏剧性强的情节中突现人物性格及其成长史的写法,逐渐成为“左翼”文学公认的主流,因而影响深远。以茅盾为首的这一类小说,近年来被称为“社会剖析小说”。


茅盾能够担负起开创新的文学范式的历史任务,绝非偶然。他是在有了理论、生活、文学修养上的充分准备之后才开始创作的。在“五四”时期,茅盾已经积极从事外国文学介绍工作;改革老牌的《小说月报》,使其由“鸳鸯蝴蝶派”的大本营转化为新文学的重要阵地,给他带来很大的名声。在文学理论批评方面,他在一个时期内主张采自然主义之长来改造旧文学的概念化、公式化描写,提倡法国泰纳关于文学的时代、环境、种族三成因的学说,这是他以后形成的现实主义观念的起始。他在中国现代作家中较早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学说,并亲自参加建立中国共产党、促进国共合作和大革命的政治实践活动。他的深厚的社会科学理论修养,开阔的思想、生活、艺术视野,对他开创“社会剖析小说”起了绝大的作用。叶圣陶曾说:“我有这么个印象,他写《子夜》是兼具文艺家写作品与科学家写论文的精神的。”(注:叶圣陶:《略谈雁冰兄的文学工作》,《叶圣陶散文》,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3 年版,第 496 页、495页。)茅盾正是这样一位具有社会科学家气质的小说家。


同时,茅盾在运用思想对社会现象不懈的理解和分析中,构思长篇巨制。他是彻底改变“五四”中长篇小说的幼稚状态,使之走向完善的最突出的小说家。他的中长篇小说从《幻灭》、《动摇》、《追来》(《蚀》的三部曲)到《子夜》,标志着现代文学第二个十年长篇艺术所达到的高峰。茅盾在本时期初所写的《读〈倪焕之〉》一文中曾说到,“《呐喊》所表现的,确是现代中国的人生”,不过只是“受不着新思潮的冲激”、“难得变动”的“老中国的暗陬的乡村,以及生活在这些暗陬的老中国的儿女们,但是没有都市,没有都市中青年的心的跳动”。到这时,就要求文学不仅能够表现古老乡村的一隅,还能表现在西方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的冲击下,处于急剧变动中的、正在走向现代化的都市生活。这是生活本身向文学提出的任务。这个任务,“五四”作家未能完成,正是由茅盾及其同时代的作家巴金、老舍等完成的。当中国在东南沿海一带的社会经济结构逐渐为现代化生产、商业所代替的时代,这巨大而复杂的生活内容,就提供了文学形式相应改变的可能性。茅盾的贡献之一便是适应了 30 年代生活内容的变化,对鲁迅所开创的中国现代短篇小说文体作了新的拓展,向中长篇延伸,大大提高了中国现代小说反映生活和人的心灵深广度的可能性


茅盾是由“五四”育成的一代具有世界眼光的作家。他借鉴、译介外国文学范围十分广泛,希腊、罗马、文艺复兴时代各大师,19 世纪的批判现实主义文学是他尤为喜欢的。特别是对 19 世纪的欧洲长篇小说作家,吸收时的注意点很能显示茅盾自己的特色。他说过:“我更喜欢大仲马,甚于莫泊桑和狄更斯,也喜欢斯各德”,“我也读过不少的巴尔扎克的作品,可是我更喜欢托尔斯泰”(注:转引自庄钟庆:《永不消失的怀念》,《新文学史料》总 12 期,1981 年 8 月。)。这是因为如他盛赞托尔斯泰的作品时所说的那样,托尔斯泰”以惊人的艺术力量概括了极其纷繁的社会现象,并且揭示出各种复杂现象之间的内在联系,提出许多重大的社会问题。托尔斯泰作品的宏伟的规模、复杂的结构、细腻的心理分析、表现心理活动的丰富手法以及他的无情地撕毁一切假面具的独特手法,都大大提高了艺术作品反映现实的可能性,丰富和发展了现实主义的艺术创作方法”。(注:茅盾:《激烈的抗议者,愤怒的揭发者,伟大的批判者》,《人民日报》1960 年 11 月 26 日。)这实际正是茅盾小说所追求的目标。一直到写出《霜叶红似二月花》,他虽然注意减弱自己小说的欧化成分,但也只是更将法国、俄国的小说形式与中国固有的世态伦理小说相结合而已,他始终坚持“中国文艺形式一定也得循着世界文艺形式发展的道路而向前发展” (注:茅盾:《旧形式、民间形式与民族形式》,《茅盾全集》第 22 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149 页。)。茅盾就是这样以自觉创造革命文学的理论和实践来建立、发展、完善中国现代小说,而且绝不割断它与世界文学的联系,从而显示出他的独特的文学史地位和作用


二、茅盾的小说成就


茅盾独特的小说艺术探索,首先表现在题材的选择与主题的开掘上。他的小说注重题材与主题的时代性与重大性,要求创作与历史事变尽量地同步,自觉地追求“巨大的思想深度”与“广阔的历史内容”,能反映时代全貌及其发展的史诗性。这与鲁迅努力发掘平凡的日常生活的悲剧性与喜剧性显然不同。茅盾从一开始写小说便感觉构思的容量偏大。他说当时“我觉得所有自己熟悉的题材都是恰配做长篇,无从剪短似的”,“一九二八年以前那几年里震动全世界、全中国的几次大事件,我都是熟悉的,而这些‘历史的事件’都还没有鲜明力强的文艺上的表现……我以为那些‘历史事件’须得装在十万字以上的长篇里才能够抒写个淋漓透彻”。(注:茅盾:《我的回顾》,《茅盾全集》第 19 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407 页、408 页。)这便写了《蚀》。后来,在谈到写作《子夜》的创作意图时他又说:“我有了大规模地描写中国社会现象的企图”(注:茅盾:《子夜·后记》,《茅盾全集》第 3 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4 年版,第 553 页。),“打算通过农村(那里的革命力量正在蓬勃发展)与城市(那里敌人力量比较集中,因而也是比较强大的)两者革命发展的对比,反映出这个时期中国革命的整个面貌”(注:茅盾:《再来补充几句》,《茅盾全集》3 卷,第 561 页。)。


这种意图在完成的《子夜》中虽没有得到完全的体现,但从他创作的整体进行考察,却是基本上实现了的。如果把茅盾的作品按其反映的历史时代先后排列起来看,“五四”运动前后到 40 年代末近半个世纪内现代中国社会风貌及其变化、各个阶层的生活动向及彼此间的冲突,都得到了充分的艺术反映。可以说,茅盾为我们提供了一部 20 世纪上半时段中国社会的编年史


写于 1942 年初的《霜叶红似二月花》揭开了本世纪初、“五四”运动前夕中国社会的一角:中国早期民族资产阶级代表惠利轮船公司经理王伯申、封建没落地主代表赵守义之间的勾心斗角,青年地主钱良材改良主义的努力及失败,以及围绕着他们的家庭生活的变迁及各成员感情世界的微妙变化,都显示出了中国社会巨大变化之前的种种征兆。这部“本来打算写从‘五四’到 1927 这一时期的政治、社会和思想的大变动”(注:茅盾:《霜叶红似二月花·新版后记》,《茅盾全集》第 6 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4 年版,第 250 页。)的作品,40 年代只写出了第一部,成为残稿。直至 1974 年由作者试图续写,保留了张婉卿形象的重要地位,表现中国旧式女性的现代蜕变,完整地表现了北伐战争中国共合作以及国民党左派青年的矛盾、斗争的历史性情景。续稿继续发挥第一部原来便有的对浙江富裕家庭内部琐屑事故的如实描写和对男女两性婚姻关系的细致刻画风格,于宏大布局中融进了中国言情小说描写人物服饰、环境场面的纤细的笔调。(注:茅盾:《霜叶红似二月花》(续稿),《收获》总 119 期,1996 年 5 月。)写于 1929 年的《虹》,通过时代女性——梅行素从“五四”到“五卅”的时代大波澜中的种种挣扎、反抗,写出了中国知识青年从单纯反抗封建婚姻对个人的压迫到投身群众斗争行列的曲折历程写于 1927 年、 1928 年的《蚀》,以广阔的场面,宏大的气势,迅速、真实地反映了刚刚过去的大革命的历史和正在发生着的大革命失败后的社会心理,正像叶圣陶所说,在此之前,中国的“小说哪有写那样大场面的,镜头也很少对准他所涉及的那些境域”(注:叶圣陶:《略谈雁冰兄的文学工作》,《叶圣陶散文》,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3 年版,第 496 页、495 页。)。三部曲第一部《幻灭》女主人公静女士,怀着小资产阶级的天真幻想向往革命,身临革命实际,幻想破灭,即由失望、空虚而退出革命,回到个人恋爱的小天地;《动摇》中的知识分子方罗兰,身处革命与反革命势力的严重冲突中,既不敢打击敌人,又不敢依靠工农,在动摇、妥协之中葬送了革命与自己;《追求》中的男男女女在大革命失败后,既看不见光明和希望,又不愿苟活沉沦,只能盲目地挣扎而终不免失败。《蚀》从在中国革命中具有特殊重要地位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心灵历程的独特角度来反映大革命,丝毫不回避其中包含的深刻的历史教训,显示了茅盾对中国社会与中国革命的深刻认识、把握,以及清醒的现实主义精神。虽然受到了来自“左”的方面的责难与批评,但却由此而证明了茅盾正是由鲁迅所开创的“五四”现实主义传统发展而来的,一开始就有别于其他脱离中国现实生活的“革命文学”。


从写成于 1931 年至 1932 年的《子夜》开始,茅盾更自觉地展开了对于自己所处的时代“全方位”的正面描绘。这里有:在帝国主义侵略下 30 年代经济大崩溃中的买办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之间的生死搏斗,农民的破产与暴动,中小城镇商业的凋残,市民阶层的破产,知识分子的苦闷与毫无出路,以及面临日本帝国主义侵略造成的民族意识的初步觉醒与爱国抗日运动的最初发动。通过民族资本家吴荪甫的悲剧命运,作家准确的把握了 30 年代社会各阶级、各阶层的人的思想、性格、心理、命运及其历史纠葛和流动,力求完整地反映出整个大时代的全部丰富性与复杂性,发表后轰动社会,三个月内重版四次,成为革命现实主义的里程碑式作品。瞿秋白说:“这是中国第一部写实主义的成功的长篇小说”,“一九三三年在将来的文学史上,没有疑问的要记录《子夜》的出版”(注:瞿秋白:《〈子夜〉和国货年》,《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 2 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71 页。)。不久后写出的重要的短篇小说《春蚕》(与另两篇短篇小说《秋收》、《残冬》,被合称为“农村三部曲”)、《林家铺子》等,同样具有鲜明的 30 年代的时代特征,不仅显示了茅盾自身创作的趋于成熟,而且集中体现了 30 年代中国现代社会历史小说的主要特色与主要成就,由此形成了中国现代社会历史小说的基本格局,并起着长久的支配作用


抗日战争爆发不久,茅盾即创作了他的长篇“急就章”《第一阶段的故事》,1943 年至 1944 年又在重庆《文艺先锋》连载中篇《走上岗位》,1948 年在此基础上创作了长篇小说《锻炼》第一部。上述作品以上海“八一三”事变至上海陷落时期的社会生活为背景,广阔地反映了抗日战争初期各阶层人民生活和思想的剧烈变化与复杂动向:全民族抗日情绪的普遍高涨;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的自觉反抗力量;民族资本家的犹豫、动摇,最后在人民(尤其是工人)斗争的推动下加入爱国抗日的行列;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态度及幕后投敌卖国的勾当。在抗日战争中期,随着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国内阶级关系发生局部变化,国民党政权与人民的矛盾日趋尘锐,1941 年茅盾又以特有的胆识,及时发表了长篇小说《腐蚀》,以国民党政府发动“皖南事变”为背景,以一个失足的女特务的日记的形式,暴露了国民党大后方酷烈的特务统治。由于茅盾丰厚的生活积累,以及他对人物(特别是女性)内心隐秘世界的敏锐观察力,充沛的艺术表现力,因此,即使是处理这样一个具有尖锐政治性和及时性的题材与主题,仍然显得充裕自如,并达到了相当高的艺术水平。1945 年,茅盾创作了他的唯一的剧作《清明前后》,在这个小说化的戏剧里,通过女性民族资本家赵自芳和丈夫林永清在兴办民族工业中的种种艰辛曲折,形象地展现了抗日战争后期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挣扎、苦斗,剧本最后写出林永清、赵自芳夫妇的初步觉醒,指出民族资产阶级只有在争取建立民主、自由、独立的新中国的斗争中才有出路。实际上这也是对作家在其全部作品中所展现的 20 世纪前半世纪中国社会历史的艺术总结。


同时,我们可以看到茅盾小说以社会斗争为故事的轴心,必然显示出题材的强烈政治性。他的爱情描写,也是从属于青年知识分子阶层的表现,是作为社会生活的一个方面。小说叙述者的身份,与“五四”时期大部分的叙事作品以个人立场叙述不同,所持的是社会化的、集体化的立脚点。这样,茅盾的小说叙述人,显出个人化体验的缺乏,更多以历史代言者的面目亮相了。


其次,适应以长篇小说为主的小说艺术发展的需要,在小说人物形象的塑造上,茅盾也有着与鲁迅不同的艺术追求。不同于鲁迅抓住人物性格主要特征予以传神的勾勒的白描手法,茅盾更注重表现人物性格的多面性与复杂性,将人物的行为、情感、心理、个性诸点,加以展开,追求“立体化”的油画效果。对于茅盾的文艺观念来说,人物是小说的中心,而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是历史客观条件、客观环境造成了人,所以,他总是从多方面的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及其变化中来突出人物性格及其发展。在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中又特别注重人物的经济关系及经济地位的变化,这也有别于鲁迅往往着重从人物精神状态去展现人物性格、命运。而这种注重点的转移,与第一个十年强调文学与思想革命的关系、第二个十年更强调文学与无产阶级政治、经济革命的关系的文学思潮演变,有着内在的联系。在这个意义上,茅盾的性格塑造是更能显示现代文学第二个十年的文学时代特征的。而最能体现茅盾上述艺术追求,并最能代表其艺术成就的,无疑是《子夜》中吴荪甫形象的塑造


吴荪甫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民族资本家的典型形象;而作者是十分自觉地把他置于多方面的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中来加以刻画的。这主要是吴荪甫与官僚资本家赵伯韬的关系,与工人的关系,与中小资本家朱吟秋等的关系。围绕着上述三方面主要社会关系,又展开了更为错综复杂的关系:吴荪甫与作为没落地主阶级的象征的吴老太爷的关系,与其亲属的关系,与其精干的亲自提拔的下属屠维岳的关系,与同伙王和甫等的关系,与双桥镇农民的关系等等。所有这些不同的社会关系如同一面面镜子,从各个侧面照出了吴荪甫多方面复杂的性格。茅盾笔下的吴荪甫性格的基本特征是似强实弱、外强中干。随着小说情节的发展,吴荪甫性格中强与弱两个方面不断进行捕斗,其发展趋势是前者不断地让位于后者。吴荪甫是中国现代社会出现的“新人”——与旧的封建地主阶级完全不同的民族资产阶级,他在精神上无疑是西方资产阶级的兄弟。茅盾称他为“二十世纪机械工业时代的英雄、骑士和王子”,他有着发展中国独立的民族工业的雄才大略,有着活跃的生命力,刚毅、顽强、果断的铁腕与魄力,更有现代科学管理的经营之才,他确实应该是时代英雄传奇理所当然的主角。然而茅盾通过小说告诉我们:他生不逢时。他是半封建半殖民地中国社会,而且是世界经济危机冲击下,帝国主义经济大肆侵入中国的 30 年代中国社会的民族资本家,他有着种种不可克服的矛盾:他自身所具有的封建性(这突出地表现在他的家庭生活及与部下以至工人的关系中的封建专断性质,以及他依靠剥削农民作为积累资金的手段)使他在包括妻子在内的周围人的关系中经营处于孤立地位;作为民族资产阶级,他在与背后有着帝国主义撑腰的厚颜无耻的买办资产阶级的搏斗中,不能不感到自己政治、经济上的软弱无力。这种软弱性投影在他的心灵、性格上,就形成了他本质上软弱的一面,在表面的果决善断背后是他的孤疑惶惑,在充满自信的背后是悲观绝望,在遇事胸有成竹的背后是张皇失措,最后导致了精神上的崩溃。吴荪甫性格的复杂性,主要集中于他包含的极其深刻的社会内容,表现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而吴荪甫的悲剧命运正是说明了:在帝国主义统治下,中国民族工业是永远得不到发展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是永远不可能走上资本主义道路的。这是《子夜》的主旨所在。吴荪甫这个人物引起读者的感情也是复杂的:他的自私、贪婪、专断与残酷,以及他内心深处的平庸面,都会引起读者的反感,然而,他那强悍的生命力量却是我们柔弱的民族性格中所缺乏的,我们的民族可以说自本世纪以来就在不断呼唤着吴荪甫这样的“铁腕人物”出现,以他的雄才大略、经营之才与大刀阔斧的魄力打破沉滞不前的局面,实现中国工业的现代化。因此,吴荪甫落入中国现代政治、经济、社会关系网中,困兽般挣扎,终不免失败的结局,能够引起读者(包括今天的读者)的同情。正像作者在《再来补充几句》中所说:“吴荪甫的悲剧中是带有某些悲壮性的。”茅盾对吴荪甫等复杂性格的刻画对于以往文学单一化的性格描写无疑是一个新的突破,但对这个人物性格复杂性的过于明确化与理性化的把握与表现,却仍然未能摆脱把无限丰富的人物与生活加以简单化的历史局限。这表明:茅盾对人物塑造“立体化”的努力及成就,只是现代小说人物刻画艺术所能历史地达到的一个阶段,但其积极意义及影响仍是不可低估的


茅盾人物刻画的另一个重要贡献,是他进行了“人物形象系列”的自觉创造。作为一个有着鲜明的艺术个性的自觉的长篇小说艺术家,茅盾创造了自己的艺术世界。对于进入他的艺术视野的人物的性格与命运保持着持久的热情与关注,这些人物在他的写于不同历史时期的小说中不断出现,形成了形象系列,各自构成了某一类型人物思想性格的发展历史。在茅盾的作品中,主要创造了民族资本家与时代新女性两个形象系列。从本世纪初与地主阶级顽固派相对抗的轮船老板王伯申(《霜叶红似二月花》),到 30 年代既与帝国主义支持下的买办资产阶级斗法,又疯狂镇压工人运动的吴荪甫,处于各种矛盾关系之中的二老板唐子嘉(《多角关系》),到抗战初期被人民斗争所推动,终于加入爱国斗争行列的何耀先(《第一阶段的故事》)、严仲平(《锻炼》),直到抗战中、后期在人民民主运动中找到出路的林永清夫妇(《清明前后》),十分清晰地勾勒出了 20 世纪前半世纪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所走过的历史道路,既写出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总体历史特点与发展趋向,又展示了现代史发展不同阶段的不同特点,具有了历史的具体性。中国民族资本家是颇能显示中国现代社会与革命的历史特点的新的阶段、新的人,本应当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的重要角色,由于种种原因,在现代文学的人物画廊里民族资本家形象始终是一个蒲弱的环节。茅盾的独特创造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这一缺陷,具有特殊的历史的、美学的价值。


茅盾笔下的时代新女性形象系列比之民族资本家形象系列较少理念化的痕迹,取得了更大的成功。这显然与作家对时代新女性更为熟悉,并倾注了更多的主观情感有关。茅盾说过:


他的作品中的“女子虽然很多,我所着力描写的,却只有二型:静女士、方太太,属于同型;慧女士,孙舞阳,章秋柳,属于又一的同型”(注:茅盾:《从牯岭到东京》,《茅盾全集》第 19 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179 页。)。前者和谐、匀称,与传统的东方女性有更多的精神联系后者代表热烈、狂欢,则从道德伦理观众、生活追求到性格、气质都迥异于传统东方女性,是受着欧风美雨的新思潮直接影响而产生的西方型女性——这也是中国现代社会出现的“新人”。她们声称“既定的道德标准是没有的,能够使自己愉快的便是道德”,她们是真正的“现代”人:“既不依恋感伤于‘过去’,亦不冥想‘未来’”(注:茅盾:《写在〈野蔷薇〉的前面》,《茅盾全集》第 9 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522 页、第 524 页。),反对克己的清教徒生活,崇尚享乐,厌恶灰色的平庸,追求刺激,有着活跃的生命,强悍的泼辣的个性,她们在精神实质上与民族资本家的男“英雄”们是相通的。她们本来都不是革命者,但是,“只要环境转变,这样的女子是能够革命的” (注:茅盾:《写在〈野蔷薇〉的前面》,《茅盾全集》第 9 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522 页、第 524 页。)。在茅盾二三十年代的作品里,显然对于这一类现代女性有所偏爱,无论是《蚀》里的慧女士,孙舞阳,章秋柳,《虹》里的梅行素,《子夜》里的张素素,作家对她们的趋于极端、易于动摇虽有所批评,但主要着力点却在肯定她们思想、性格的反封建的叛逆方面,真实地写出了她们尽管有动摇,却可能并终于走上了革命道路。作家反复强调:“如果读者并不觉得她们可爱可同情,那便是作者描写的失败。”(注:茅盾:《从牯岭到东京》,《茅盾全集》第 19 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179 页。)但在《子夜》林佩瑶的身上,已经透露出了这些时代新女性的悲剧性结局,作者的笔调中批判性因素逐渐加浓。茅盾写于 40 年代的《腐蚀》的女主人公赵惠明,就其追求的性格,应该是 30 年代梅行素们的精神姐妹,但她已不再是作家倾心的“英雄”,同情中含有更多更严峻的批判。赵惠明的利己主义、追求享乐、刺激,不再具有反封建的意义,而成为她堕落为国民党特务的内在原因。对于西方型时代新女性的政治、道德、审美评价的上述转变,与对东方型女性的传统美德的再发掘、再肯定(主要表现在《霜叶红似二月花》中的张婉卿塑造上)的文学潮流是同时发生的,它深刻地反映了 40 年代民族解放运动热潮中,社会文化心理、观念的变化


茅盾的这两种文学人物,主要生活在都市里。茅盾的小说也是 30 年代都市文学最早的代表作品。与中国都市文学其他的两种表现形态相比,即与用城乡对照表现乡村的善良人性和都市的罪恶人性,或用现代人的感觉来体验都市这些方式来比,茅盾属于历史斗争模式,以都市中阶级的对峙、人与人的斗争作为主线来表现一个亢奋、变化的贫富差别显著的城市社会。茅盾为首的这一派都市文学也自有它的位置。


此外,作为一个自觉的长篇小说艺术家,茅盾对小说结构的极大注意,也是他的显著特点他追求宏大而严谨的布局,他的作品总是人物众多,情节复杂,线索纷繁交错而又类密完整。这种结构方式是更适合于长篇小说的,而不同于鲁迅的短篇小说单纯而严正的布局的追求:作品通常规模不大,人物不多,故事情节不太曲折,矛盾冲突也不复杂,大抵有一个中心人物,配上少量陪衬人物,借助一件事或几件事的发展而组成全篇。从鲁迅到茅盾,可以看到我国现代小说结构艺术的发展


茅盾小说的结构方式本身也有一个发展过程。茅盾的第一部创作《蚀》即采取了“三部曲”的形式:各部的结构自行独立,而章法各异,连贯起来,反映一段时期的生活,这在现代文学史上是一个新的开创。“三部曲”的每一部结构也各不相同:《幻灭》所取的就是一种单线结构,以静的经历为主线,人物和事件都随着静的故事或出现,或消失。第二部《动摇》则是以胡国光和方罗兰为中心形成两条并行线索,虽时有交叉,但并未纠缠为一体。第三部《追求》又是以王仲昭、张曼青、章秋柳对生活的两种不同追求为主体,形成虽有联系却又独立的三条平行发展线索。以后的《虹》则是按女主人公梅行素“成都——泸州——上海”三大段生活,以时间、空间的转移为发展线索。以上的结构形式都比较简单,是中国早期现代小说,特别是长篇小说共同采用的结构方式。作家在总结《蚀》的创作经验时,明确地指出:“这结构上的缺点,我是深切地自觉到的。即在一篇之中,我的结构的松懈也是很显然。”(注:茅盾:《从牯岭到东京》,《茅盾全集》第 19 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179 页。)从《子夜》开始,茅盾把小说结构的精心构制作为艺术构思中的重要一环,追求与纷繁复杂的生活更加适应的蛛网式的密集结构:“把好几个线索的头,同时提出然后来交错地发展下去……在结构技巧上要竭力避免平淡。” (注:茅盾:《〈子夜〉是怎么写成的》,《茅盾全集》第 22 卷,第 56 页。)小说匠心独运地以吴老太爷“因为土匪实在太嚣张,而且邻省的共产党红军也有燎原之势”而来到上海起笔,不仅巧妙地将小说即将开始的 30 年代民族资本家的故事置于中国共产党的土地革命背景下,而且以吴老太爷的猝死而象征封建地主阶级旧的一章已经结束,开始了中国新兴资产阶级新的历史悲喜剧。这一章实际起了序幕的作用。第二、三章通过吴老太爷的丧事,小说的主要人物全部出场,小说各种矛盾全面铺开;第五章到第八章写吴荪甫三条战线同时作战,最后以胜利告终,出现了情节上的一个“松弛”。第九章至第十三章,写吴、赵斗法,第十三章至第十六章写工人运动,把吴荪甫置于两面作战的困境之中,充满了外在的紧张,逐渐推向高潮;第十七至第十九章,写吴荪甫背水一战,着重写吴荪甫内心活动,充满内在的紧张,最后以吴荪甫失败结束。小说情节安排有张有弛,很有节奏,多种矛盾的同时出现、互相纠缠,既有利于多侧面地展开主人公的多重性格,又便于揭示生活中各种茅盾的内在联系和相互影响,使小说的结构形式与所要反映的纷繁复杂的内容取得了某种一致性。在《子夜》之后,茅盾对结构艺术的创新始终保持着热情,他的部分短篇小说就采取了一种开放性结构,即作者并不交代出事件的最后结果,留下更多的空白让读者进行艺术的再创造。


在小说艺术表现上,茅盾特别注重于细腻的心理刻画,他追求着社会历史的剖析与社会人的心理剖析的统一。在他的艺术创造中,不仅努力挖掘与揭示人物心理活动的深刻的社会历史的内容,而且注意把人物置于广阔的社会历史运动中,展现人物心理发展的历史。同时,他又十分注意调动一切心理描写的手段,加以综合地运用,以表现人物心理活动的丰富性与复杂性。茅盾的创作实践提高了心理刻画在我国现代长篇小说艺术中的地位,具有重要意义。


在认定茅盾小说社会历史性质的主要方面之后,我们也不应忽略他的特异侧面。如《霜叶红似二月红》中描写婉卿对待性无能丈夫的那些场景,流露母性的温柔胸怀,是很能揭示人性的美丽的。短篇《烟云》所写的家庭关系,女人对丈夫的一次无意背离,与社会阶级无涉,更多的是把笔触伸向纯伦理的层面。特别是《水藻行》,在解释民间存在的半公开的两性关系时,作者指出他所写的与侄媳妇同居的男主人公财喜,“热爱劳动”,“蔑视恶势力”,“不受封建伦常的束缚”,“是中国大地上的真正主人”(注:茅盾:《我走过的道路》(中),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4 年版,第 355 页。)。这一类小说,显然都有作者的城乡生活见闻做基础,有体验,有实感,对人物的刻画往往突破社会剖析的思想意识依据,更趋向生活原型,人性的挖掘更深。从这里,可以看到革命小说家茅盾不拘一格的阔大风格,看到他艺术的丰富多样性。


三、理论批评与其他方面的贡献


茅盾首先是以杰出的文艺理论家与文艺批评家的身份出现在“五四”新文坛上的;在他成为第一流的长篇小说艺术家以后,仍然没有放弃文艺批评的武器,仍然关注于现代文艺理论的建设。茅盾对于文艺理论的特殊兴趣是与他高度重视理论对于创作的指导作用密切相关的,他总是结合着中国的文艺运动实际和作家的创作实际,来从事理论批评工作。茅盾的理论批评活动不仅使他自己的艺术创作实践达到十分自觉的程度,而且大大扩大了他的体现了自己理论的作品的影响:文艺理论家、批评家的茅盾与小说艺术家的茅盾取得了内在的统一


茅盾的理论主张,主要集中在对本世纪以来我国现实主义文学理论体系的积极建设方面。从“五四”时期提出“为人生”的现实主义,到 1925 年之后向前推进,演变为革命现实主义,他都是核心人物之一。茅盾始终坚持革命现实主义的文艺应与中国的革命取同一步调,可以说他为我国现代文学中革命现实主义主导地位的形成,是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的。他同时长期坚持反对公式化、概念化的倾向,注重艺术形式与艺术技巧的探索,积累了关于选材构思、谋篇布局、提炼情节、塑造人物、运用语言等一系列的成熟经验。茅盾一贯主张学习世界文学中对我们有益的东西,在革命文学领域内重视艺术规律,促进现代文学内容与形式的不断进步,对中国文学的现代化做出贡献。


茅盾是中国现代批评的开创者之一。他主持的《小说月报》首先把文艺批评与文艺创作置于同样重要的地位,强调“必先有批评家,然后有真文学家”(注:茅盾:《〈小说月报〉改革宣言》,《茅盾全集》第 18 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57 页。)。茅盾发表于《小说月报》上的《春季创作坛漫评》、《评四、五、六月的创作》,是最早对一个时期的创作潮流、倾向进行综合批评的文章,不仅对当时的创作起了直接指导作用,而且在现代文艺批评的建立上具有开拓的意义。以后茅盾为“五四”时代他的同辈作家所写的《鲁迅论》、《冰心论》、《徐志摩论》、《落花生论》等作家论,其他评价叶圣陶、王统照、庐隐等的文字,以及《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一集·导言》,更是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进行作家作品评论和文学史研究的最初成功尝试,为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的建立,以及扩大马克思主义批评的影响,做出了杰出的贡献。茅盾是最早认识鲁迅的意义并给以正确评价的批评家之一,茅盾对现代文学中“鲁迅的方向”的确立,起过积极的作用。茅盾充分地发挥自己理论批评家兼作家的特殊优越地位,以强大的思想穿透力、艺术感受力和对文学新创造的特殊敏感,及时发现文学新人,从理论上总结经验,指明方向,对建立和培养现代文学队伍,尽到了先驱者的责任。沙汀、吴组缃、萧红、臧克家、田间、姚雪垠、郁茹、碧野等一大批三四十年代成长的作家在自己的文学道路上都得到过茅盾的支持鼓励,受到茅盾的影响。据统计,茅盾一生评介过的作家达三百多人,加上他通过编辑《小说月报》、《文学》、《译文》、《文艺阵地》、《立报·言林》、《笔谈》等期刊、副刊来起到他作为文艺运动组织者的巨大作用,都使得茅盾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继鲁迅之后具有最广泛影响的文艺理论家与批评家。


茅盾也是一位散文家。他在流亡日本期间所写的散文都是抒情性的,很能在从事客观叙事的小说家之外,表露他敏感、细腻的内心世界和运用情感型文字的才能。《卖豆腐的哨子》、《雾》、《虹》等的哨音、浓雾、泥雨、彩虹为象征性投诉感情的对象,表达他于大革命失败之后一个时期的苦闷、孤寂和不甘沉溺的个人心态,风格是沉潜、惆怅的。左联时期的散文,以《雷雨前》为代表,这是一篇类似高尔基《海燕》式的文字,通过寓意表达出迎接革命风景到来的昂扬情绪。茅盾最为成熟的散文作品产生于抗战时期,著名的《白杨礼赞》、《风景谈》都是精心结构而成,象征体式依然,心境却大大开阔,风格变为明朗、雄壮、激越茅盾散文的精致蕴藉,“理”与“情”、“议论”与“具象”互相融和的特色到这个时候基本形成。这类散文大都属于叙事类的社会生活速写,如《故乡杂记》、《交易所速写》、《兰州杂碎》、《苏联见闻录》等,实际上这些记述留下许多三四十年代国内外社会图景,有些散文近乎他的小说素材原理,可以与小说参照阅读。《苏联见闻录》里《梯俾利斯的“地下印刷所”》、《“耐克拉索夫博物馆”》各篇显示出他作为小说家的观察精细,记述的时空感,明晰的笔力,也同他的总体文学特征相一致。茅盾的散文语言与小说语言是在“五四”后偏于欧化的白话基础上形成的,三四十年代后更趋精致而摇曳多姿,是文人书面语的典范。茅盾描写环境、服饰、体态的语言,本来就留在中国古典白话小说的优秀成分,到了《霜叶红似二月花》发表,人们更感受到他文字的民族特色:典丽,细密,活用成语和诗词,显得从容委婉。


茅盾在他漫长的文学生活中,曾数次形成创作的高峰。他的艺术气质精细沉稳,是具有开放的中国民族心理的现代作家,一个不知疲倦地创作时代典型与宏伟叙事体式的左翼文学大师。以他为首,构成 30 年代之后的“革命文学传统”,与从“五四”发源的“鲁迅传统”既有联系,又有区别。而此区别,正是茅盾的独创性和他更能代表正宗的左翼文学之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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