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的人生旅驿第一站是住在哪里?《人生旅驿第一站》

王氏书舍2020-09-15 15:36:19


一壸茶,一页书,我们一起领悟心的世界。

 



你的人生旅驿第一站是住在哪里?也许住在五星级酒店,也有可能住在高档别墅区。但你没有淋过雨洒过太阳的精彩经历,你只有过时光的奢侈。恭喜你!

人生旅驿第一站既《我上北大》的姐妹篇。作家郑木胜先生没有用华丽文字,而他却以亲身的经历,怀着一颗平常心,对人生、对事业、对文学执着地写出感人的故事,带我们回到那难忘年代。

感谢郑木胜作家坐客“王氏书书舍”!




 作家郑木胜先生,1947年生,广东陆丰人。1965年考入北京大学,1970年离开北大,到过农场,蹲过工厂,呆过机关。好读书,但不求甚解;勤动笔,但无佳作问世。广东作家协会会员,广东岭南诗社一分子。著有诗集《走出风雨》、《我心如风》等。


 

 人生旅驿第一站

郑木胜

 

       告别未名湖,我觉得自己长大了。从此便开始了跋涉、奔波、奋斗。命运之神牵着我的手,从一个驿站到另一个驿站。

      洞庭西湖,是我结束学生时代、走入社会的人生旅驿第一站。

       1970年3月16日,我们这帮分配湖南、广东两省的北大、清华的学生随接送我们的部队官兵一路南下,到长沙后在湘江渡口上船,走10多个小时的水路抵达常德和汉寿交界的洞庭西湖解放军农场。

       我们接受再教育的洞庭西湖农场,在我们到来之前,是一个劳改农场。为了接纳我们这帮“臭老九”,劳改犯转移到别的地方,把偌大的农场腾出来。我们入住的宿舍,是劳改犯的“教育堂”。当时我们扛着行李进宿舍,“教育堂”三个大字赫然在目。后来,在学生们的抗议下,部队的同志才将“教育堂”三个大字悄然抹掉。

       “教育堂”是一间约有200多平方米四面土砖墙,苇杆和稻草盖顶的大房子。我们入住之前,战士们已沿墙的四面打了木桩,钉上木条,架上木板,成了一个四面环绕的大通铺。房子的中间,也架了一个通铺,每人分得一个长约两米、宽不足一米的铺位,这就是我们的安居之所。穷学生行李不多,像我这样穷酸的,有一个装书的纸箱,一个装几件旧衣的小木箱。富裕一些的,有一两个皮箱,或是藤箱之类的箱子,或再加一个皮革的手提袋。这些行李,放在靠墙一头的床边,大家也都相安无事。

        我们连三个排九个班100来号人,就装在这200多平方米的“教育堂”里。白天尚好,各人干各人的活计,“教育堂”是空的,即使有因病因事请假的同学,也可享受这住所的“宽敞”。可到了晚上,情况就大不一样了。十点钟吹熄灯号,大伙都得上床躺着。这时,我便会常常想起家乡的晒鱼场,一条一条的咸鱼摆在沙滩上,跟这样的场景无二。夜深了,但夜深人不静。有磨牙的,咯吱咯吱;有说梦话的,大呼小叫;有打呼噜的,鼾声大者如雷,小的如拉风箱,抑扬顿挫;房外的沟渠和稻田里,蛙声此起彼伏;远处,不时传来一阵鸡鸣狗吠。因为白天的劳动强度很大,我基本是一个沾上床就睡着的人,受此影响几乎没有,只是几次上岗放哨,听着这一番说不出滋味的声响,不禁吁嘘,心想,这可苦了那些患有神经衰弱,经常失眠的同学了。

       或许因为上述的情况让一些经常失眠的同学受不了,或是同学们对此提了意见,连队决定再建一间宿舍。连长指导员看好日子,全连一起动手,挖土打砖,编苇织席,不久便准备停当。宿舍的位置选在河边大堤的一片灌木草地,动土那天,在灌木丛地下,挖出两条一米多长,锄头把子般粗的金环、银环蛇,一窝小蛇和一些蛇蛋。打杀那大蛇小蛇时,有的还吐着信子,看着让人害怕。现在想来,还觉心有余悸。

       离开北京的时候,我想,三月的湖南,应是莺飞草长,春暖花开的时节,该可以脱掉棉衣棉裤了。其实不然,洞庭湖边,水田漠漠,芦荻萧萧,莺不见飞,草不见长,花不见开,朔风如刀,春水砭骨。北京屋外寒冷,但房里有暖气,而湖南屋里屋外一个样,便觉得在湖南比在北京更冷,棉衣棉裤脱不得,少穿一件也感到寒气逼人。湖区多雨,一下就是十天半月,如范仲淹在《岳阳楼记》所叙,“霪雨霏霏,连月不开;阴风怒号,浊浪排空;日星隐曜,山岳潜形;商旅不行,樯倾楫摧;”这种又湿又冷的天气,令人更觉难受。但是,不管晴天、雨天,我们都得下田,除非大雨倾盆的时候,才能回宿舍躲雨。大雨稍停,又得继续赶播赶插。我们一个连队管四五百亩稻田,如果清明前不把秧苗插下去,清明后插的秧苗结穗便少,甚至颗粒无收,我们岂敢怠慢农时。

       一田泥水寒如冰,手脚在冰水里冻上几分钟,便都成了红萝卜。为了对付这寒冷的泥水,同学们各出奇招。经济好些的,买来厚袜长靴;经济差的,找些废弃的塑料薄膜,像懒婆娘裹脚一样,从脚板到小腿层层裹住。穿着长靴或用塑料薄膜裹脚下田,一可以御寒,二还可以防蚂蟥。说起洞庭湖边的蚂蟥,真有些吓人,在此之前我听说过海南的干蚂蟥个体大,没想到洞庭湖边的蚂蟥个体也很大很长,一只蚂蟥二寸长,半寸粗。有一天我们一帮同学下田,插了一会儿秧,有位同学说头晕,踉踉跄跄走上田埂。这时,眼尖的同学发现他的小腿肚子有二条吸饱了血的大蚂蟥,大伙七手八脚地帮他掰,可就是掰不下来,蚂蟥的吸盘紧紧地吸附在他的小腿肚子上,就像长在上面似的。一位有经验的同学立马找来大把烟丝,把蚂蟥捂住,又掰又扯,才把蚂蟥撕下来,大家又用石头狠狠地把蚂蟥砸死。由此,对付蚂蟥又成了一个新课题,有的说,抓了蚂蟥最好用火烧死,让它成灰,如果打成几截,蚂蟥不仅死不了,还会一变为几。而我却由此想起老家流传的一个故事,说是有一农妇,上山割草,口渴了到小沟里喝水,没想到把蚂蟥卵喝进肚里,蚂蟥卵便在她的体内孵化繁殖,小蚂蟥寄生在她的脑胪,从此以后,她便常常感到头皮奇痒,痒了就烧水洗头。有一天,其夫从村外回来,一进家门看到妇人又在洗头,以为老婆有什么不轨之作,不禁大怒,气冲冲一把抓住她的头发。没想到,轻轻一抓,把整个天灵盖掀了起来,满脑子蚂蟥蠕动,才明白了妇人为何天天洗头的原因。想起这个故事,每次下田,我都告诫自己要特别小心,眼看四面,耳听八方。收工后,便一再洗手、洗脚,心想千万不能沾上蚂蟥卵子。

       春播春插完成,连里开表功大会,没想到我被评上了,报师部批准,受连队嘉奖。原因是在春种期间,我既没有穿长靴,也没有用塑料薄膜裹脚,而是赤脚下田,表现了不怕苦的精神。还有就是在讲用中,我讲了上面那个蚂蟥的故事,怎样从“害怕”到不怕,狠斗“私”字一闪念。连长指导员当场表扬我,说思想境界很高,表现了不怕死的精神。我们连与我同时受到嘉奖的,是无线电系一位养鸭子的同学,笑称“鸭司令”。“鸭司令”受嘉奖的原因,是他不惧恶臭,用小刀为吃得太多差点被撑死的鸭子开刀,救了鸭子生命。在放鸭子时,于芦苇荡里捡回大量野鸭蛋,改善连队生活,是胸怀集体的表现。现在看来,我们两位受连队嘉奖的事迹,都荒唐滑稽。大概正是有了这荒唐滑稽,才显得与众不同,才是受嘉奖的条件吧。

        清明过后,农事稍闲,我们的农活是巡田管水,蒔田除草,清塘,把鱼塘的表土晒干,作为稻田的肥料。清塘这件事,大伙都乐意干,积极性很高,因为清一口塘,大鱼上交,一、二十斤小鱼杂鱼归连队处理,几口塘清下来,我们餐餐有鱼吃。吃不完的鱼,我们就用废弃的小船蓄水养起来,需要时随捞随吃,还经常送一些给在造纸厂的北大、清华的同学。他们那个连队说是在造纸厂工作,实则是砍芦苇和扛芦苇,为造纸厂提供原料而己。砍扛芦苇时,捡些野鸭蛋是有的,但要像我们这样有鱼吃,可就难了。

        说起抓鱼的事情,我们连队还有一件使连长指导员十分难堪,而我们却大饱口福的故事。一天晚上,几位巡田的同学发现沟渠里有一大鱼,几人围追堵截把它捕获,高高兴兴抬回连队厨房,心想明天全连同学可以美味一顿,并能得到连长指导员的表扬。此事报告连长指导员后,只见他们的脸一黑,急匆匆赶到厨房,一看火冒三丈,说这是种鱼,命令这几位同学赶快把它抬回鱼塘去。这几位同学手忙脚乱,匆匆把鱼抬回鱼塘,奈何这鱼离水时间太长,在鱼塘里已无生命迹象,一命归西了,又匆忙将鱼抬回连队。连长指导员立即向师部报告,师部首长急令他们和捕鱼的学生抬鱼赶赴师部。在师部首长的一顿训斥后,连长指导员作了检讨,师部首长姑念这几位学生不识鱼虾,没有不当企图,而种鱼自己也有错误,不甘在小塘过日,误入歧途。因而对学生从轻发落,批评了几句,死鱼抬回连队,作俎上餐,几位同学为这种鱼折腾一夜,第二天中午,全连同学尝了一顿美味炆鱼。

       农闲时节,虽说农活少点,但湖区农场,地广人稀,且过去是劳改农场,大概是为了加强对劳改犯的劳动改造,生产工具很笨重,机械化水平很低,在改为对大学生再教育的部队农场后,这些方面也没有多少改进。因此,突击任务是常有的事。突击任务一来,农闲便变成了农忙。七○年春天,我们种稻连队完成了抢播抢插之后,接到的突击任务,就是参加全师的种棉大会仗。

       棉田距我们连队的住地大约有十多公里,我们每天都得凌晨5点起床,勿匆吃完早饭,然后摸黑走十多公里的路,在早上8点到达会仗地点,领到任务后即开始干活,中午12点吃午饭,稍事休息又继续干,完成划定的片区任务后才能回去。第一天到棉田,举目一望无边无际,红旗猎猎,银锄飞舞,高音喇叭播放着革命歌曲,有时广播会仗中的好人好事和各个连队的种植进度。收工是在六点以后,踏着暮色往回赶,一直到星月满天才回到住地。

       种棉的会仗,是种了一个片区就转移到另一个片区,未种的片区离连队便越来越远,我们在路上花的时间便越来越多,起床的时间便越来越早,收工的时间便越来越晚,同学们调侃,说是“两头黑”。时间长了,谁的体力都透支了,走在路上,只要前面稍一停住,后面的人便拄着锄头或铲把睡着了,甚至有的同学还边走边睡。干活的时候,只要一吹休息号,同学们把锄头、铲子就地一丢,躺在地上便呼呼大睡。

       收工回到连队后,许多同学草草吃点饭菜,不洗澡,身子一倒便又睡着了。

       农场的劳动是繁重的、艰苦的,生活是简单的、寂寞的。有一个星期天可以休息,很多同学会选择睡觉,从早到晚地睡,连饭都不吃,把那些失去的睡眠时间补一些回来。当然,也有进行其他活动的同学,其中有两桩事,轰动了整个师部。

       一桩是在农场接受再教育的一对恋人,男的分在蔬菜连队,女的在女生连。一个星期天,两个连队都休息,男生和女生相约到菜园的瓜棚里亲热,没想到这事让一位小战士看到了,报告了上级首长,逮个正着,于是师部指示,以此为典型,在各个连队开展反对小资产阶级思想的教育。事后我对此事进行点评,在农场接受再教育,苦了一对对的恋人。像我这样的光棍,虽没有约会的甜蜜浪漫,但也没有相思的牵挂烦恼,更没有挨批的憋气难堪,甚好!甚好!

       另一桩事也发生在星期天,造纸连队的一帮学生,到农场附近黄珠洲公社圩上一间小饭馆改善生活。学生们三杯酒下肚,牢骚怪话一大篇,饭店里的食客骇然,见这帮人身穿破衣裤,头戴烂草帽,腰上扎着条稻草腰带,以为劳改犯跑出来了,挺身以实际行动捍卫无产阶级专政,没想到这帮“劳改犯”中有身手不凡者,干净利落地把侵犯者打个狗啃泥。混战之际,店家也站出来指责“劳改犯”,“劳改犯”壮着酒胆,三下五除二,把小小酒店打了个稀巴烂。事后,部队的同志到酒店赔礼道歉,赔偿店家损失,并告知黄珠洲的群众,现在农场里的人物,已不是“劳改犯”而是“大学生”了。此事后的一个星期天,我专门到小店看了,可怜做小本生意的小店,遭此大难,被损坏处还未完全修复,而店家见到我们,比过去客气多了。

        春往夏至,转眼到了夏收夏种的“双抢”时节,早造要抢收、抢晒;晚造要抢播、抢种。单从这个“抢”字,就令人感到时间之紧迫,劳作之繁忙,再添一个“双”字,便是加倍的紧逼繁忙了。

        湖南的天气,冬天为冰箱,穿上棉衣棉裤,还觉寒气刺骨;夏天是火炉,凌晨三四点躺在凉席上,还是汗流浃背。双夏期间,为了避开酷暑,我们起草摸黑歇中午。每天早上5点起床,5点半出工,8点开早饭,饭后干活到12点。午间休息3个小时,下午3点出工,一直干到晚8点。但是这种好日子不多,繁重的任务接踵而至,这时候,中午的太阳再毒,也歇不得。连长指导员可怜这帮学生哥,便在饭菜上做文章,由原来的一天三餐改为一天五餐。然“食补”不如“睡补”,十天半月的连续作战,伤病员越来越多,战斗力越来越弱,劳动时间长了,插秧的进度反而慢了,每到休息哨子一响,大家爬上田埂,找个有树荫的地方一躺,便呼呼入睡,直到十分钟休息完毕,连长、指导员、排长、班长将学生一个个叫醒,学生哥才惺松双眼,拖着疲惫的身子,无精打采再下田去。

         我在洞庭西湖农场的半年时间,可谓功德圆满,完美收官。我参加了早春的抢播抢插,参加了全师的种棉大会仗,参加了盛夏的“双抢”。我没有请过一天假,没有一天不出勤,而且出勤还出大力流大汗,日子都是在“抢”中度过。“一寸光阴一寸金”,我抢了很多的光阴。至于黄金,一个子儿不剩地全部贡献给了农场。8月中旬,分配广东的同学接到广东革委会的通知,到广东相关地、市、县报到。我终于扛着行李,走出这疲惫之地。

       分配湖南的同学还继续留场接受再教育。在我离开农场不久,听留场的同学说,广州部队的领导曾到师部召开战士座谈会,战士们反映,他们当兵到洞庭西湖农场,没摸过一次枪,打过一发子弹,他们最大的愿望,是部队放三天假,让他们好好睡一觉。

        我走后一年半,分配湖南省的同学才得以再分配,结束在农场的再教育生活。这一年半的时间,我不知道他们是怎样熬过来的,但他们都熬过来了。